突然就想念起翩翩来。那种想念其实就像一头小动物一样地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等西西一去南方参加某个书商朋友的婚礼，小动物便撒欢似的跑出来，在我脑袋瓜里翻跟头。我情急火燎地拨了她的电话，铃声悠长得像一条两旁都是白桦树的大道，迟迟没人来接。
我只好挂断电话，我估计她是生气了，她生气的时候总是喜欢嚼口香糖。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同时也觉得对不起西西，甚至包括堇子我也对不起。
我猜，她准是躺在她自己的小却雅致的闺房里的床头上，听歌，听西丝儿的歌。因为戴着耳机，所以听不到我打过去的电话铃声。
我又猜，她兴许会是背着双肩包在逛街，从一家小店出来，又走进另一家小店，手里举着香草冰激凌，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游来游去，而拉了拉练的手包里的电话响，她根本听不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拿起电话来，看了看来电显示，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关机了，甚至于会愤然地将我的电话号码像洗牌一样地洗掉……
整整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下去，像在地狱里迷路了的幽灵，无所适从，而脑子里也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犹如一首冷冰冰的挽歌。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在想念的秤盘上的，往往不是几根稻草，常常是一摞砖。
我仿佛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我似乎听谁说过这话。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说这话的是西西。对，就是她。
我和西西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里，那里最棒的其实不是咖啡，而是熏鲑鱼。老板是个拉板胡的艺术家，除了三八妇女节义演外，她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从事艺术活动的机会了。西西始终嘴角含着微笑跟我说着不疼不痒的话，只有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像神经过敏的小鸟一样哆嗦了一下，我能明显地感觉得出她身体的僵硬，直到拉板胡的艺术家给我们端来她亲自煮的咖啡，西西才技巧地摆脱开我的胳膊。借着桌上的蜡烛，我发现西西很有明丽动人的潜质，那种叫潜质的东西常常令我生命的深处洋溢着暖融融的感觉。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到“深山老林”来喝咖啡，起初是每周一次，后来是每天一次——渐渐的，这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规律。
打破这规律是在我到长沙出差回来，因为太匆忙，出发前没有来得及通知她，十几天以后才返回，我跑到浴室草草地冲了一下，就钻进被窝，想把在旅程中失去的睡眠补回来，要知道，我一路上几乎都是站着的……这时候，有人敲门，我极不情愿地打开门，裹挟着一阵风似的一个人扑到了我的怀里，力量太大了，差一点叫我来一个倒栽葱。站稳了，我才看清，来人原来是西西。这么久，你做什么去了，西西哽咽地问我。我告诉她我出去催款去了。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人家替你担心，西西又说。我没回答，我的嘴正忙着，忙着找一个理想的地点着陆。我们倒在了床上，西西的身体很温暖，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加菲猫，只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也太匆忙……等一觉醒来，我发现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紫了，是西西掐的。
翩翩的电话是在傍晩打过来的，她说她刚才在机场餐厅，忘带电话了，过一会儿还要往南昌飞行。她的声音颇似枯萎的灌木，一点感情色彩也不带。最后，她问了一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想你。
她说：少来。
我说：是真的。
我不信，她说，但是声调显然圆润多了。
放下电话很久，我的耳边还在回响着翩翩的声音：你要真想见我，那么就等到后天，不过不是在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