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的“万物皆种也”你看作易传说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又说“首出庶物”这是万物一元的话。后来又说“群龙无首。天德不可为首也。”却是无尽缘起的话。自说自破。庄子也曾说一元的话，只“万物皆种也”一段。就说无尽缘起的话。仿佛佛家由阿赖耶缘起。如来藏缘起。转入无尽缘起。
万物一元。其实尚差。他不说万物同种。却说万物皆种。明是彼此更互为种。所以下边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这就是华严“无尽缘起”的道理。若万物一元的话。古今中外。大概不异。只是所指的元不同。却不是庄子的意。你要细看。
章炳麟 三月廿七日
章是国学大师，文字向来以古为贵，而这封信却是用白话文写的，并且使用了标点（全部句号），这虽不能说是破例，但至少可以说是罕见的；可能因为胡是提倡白话文的人，而区别对待了罢！只是信的头尾，套话全免，这似乎有点省略过当，不过信中的批评是中肯的。后来，台北重印此书时，胡适在序言中承认讲庄子“是全书最脆弱的一章”。其中讲：“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认为是“物种由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庄子原话是说事物的变化，而他竟误解为物种起源。他自责说，“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
其次，梁启超对这书也有专门的评论。1922年3月4、5两日，北大哲学社请梁启超讲演，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了两次，每次约两小时。第二次胡适出席了，并对梁的批评进行答辩。梁批评胡适讲孔子、庄子最不好，但讲墨子、荀子最好。并称，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梁认为，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胡适却不同意，说梁的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完全是卫道者的话，使他大失所望。其次，梁认为讲庄子的宇宙观是静止的，这点胡更不同意。此外还有《老子》一书晚出于战国之末等问题，与胡适见解也大有出入。梁讲完后，胡上台发言，答辩颇显其才华之非凡。据当时在场听讲的陈西屏，后来回忆说：“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的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适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40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乎不算过分”。
以上仅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社会舆论及学术界不同的反响作一概述，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此书的优缺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总的说来，这部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开山之作，为后来者开了路，贡献和意义都是极大的。
胡适进北大后的第二学年，学校开学是在1918年9月10日，当时文科因搬入新层，所以到10月2日才开始上课。他每星期有十个钟头的课。工课比去年少了两小时，但仍是很忙碌的。因为他参与的事较多，来往的客人不少；他说常有忙煞之感。他除了《新青年》的工作外，这学期辅导学生又办了一个刊物。12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汪敬熙、顾颉刚、江绍原、王星拱、俞平伯及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十余人，创办了一个《新潮》月刊。他们请胡适任顾问。该刊宗旨：（一）批评的精神，（二）科学的主义，（三）革新的文词。校方给他们很多支持，陈独秀答应印刷费由学校负担，李大钊从图书馆拨出一间房，给他们做办公室，这些对他们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时，胡适回乡奔丧未归。12月9日，《新潮》主编傅斯年写信向他报告工作进展情况说，“我们杂志第一期已经付印，等先生来时，第一期可以出版，第二期也可付印了。”并称，我们杂志社里同人，一半是从先生受教的，对于先生丁忧（母丧），理当送一种纪念，但是俗套以挽联，实在无谓，准备送一张太师母放大像作为纪念。可见当时新派人物的思想，处处表现出一股反礼教的精神，及其师生平等、亲密的友谊。
1919年1月，《新潮》第一期出版，封面上印有英文“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的意思。这是胡适的一贯主张，他们采纳了。该刊初期的文字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潮流，对封建传统旧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社会上影响很好，声誉也高，与当时的《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正因为它对封建社会采取批评的态度，所以招致北洋政府的反对。那时教育部长傅增湘曾奉大总统徐世昌之命，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他设法制止；蔡却置之不理，并回信说：“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由于蔡出面竭力维护，故此刊得以继续出版，然而，后来该刊受胡适不谈政治的影响，斗争锋芒逐渐消失，办到12期，于1920年3月自行停止。
同年春，由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封建守旧分子大不满。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前清举人、古文大家林纾。他在这年3月写信给蔡元培，对北大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宣称北大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之前，这位举人还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过两篇影射小说，对陈、胡等人，极尽其笑骂攻击之能事。在《荆生》一文里，他以荆生喻军阀徐树铮，希望他出来镇压新文化运动；称此人为一健男子，汉中人也。某日，游京师，下榻于陶然亭，居寺之西厢。一天有三少年来游，一为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因陈、田古音相通之故），一为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一则狄莫（指胡适）。三人既至，窥荆生室，颇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处之，于是呼僧扫榻，温酒陈肴，坐而笑饮。议天下事，称中国亡矣！皆误于孔氏之学；又曰：文字误人，所以至此。三人言正欢时，突然伟丈夫破壁而出，扑其食案，后声以孔孟之道数其罪；田生欲抗辩，伟丈夫以指按其头，称“脑痛如被锥刺”。伟丈夫又以足踏狄莫，称“腰痛欲断”。金生眼近视，故将其眼镜砸碎。结果，三人被打得狼狈而逃，荆生大胜。此外，林纾还有一篇《妖梦》。他在这篇文章里，以元绪二字影射蔡元培，而把由恒、秦二世比作陈独秀与胡适，称他们是妖怪，讥笑北京大学为“白话学堂”；门外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下联为，“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从上所述，可见当时社会上的封建顽固势力，他们对白话文学和正在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是多么仇恨。与此同时，他们大造舆论，想怂恿军阀大兴文字狱，惩办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胡等人。故一时谣言四起，说什么：大学教员有解聘者、学生有革除而趋附于林纾者等等。以此中伤，造成混乱。蔡元培为了维护北大声誉，不得不站出来，迎头痛击这股反动逆流。
林纾来信，末尾附云，称不必示复，蔡以为不可，故在《公言报》上进行公开答复，并阐述“兼容并包”之大义，以正其是非。蔡首先声明说，林之来函，原称“不必示复”，但鄙人为表示北京大学真相起见，不能不有所辨正。接着他说：“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显然无有。至于北大是否已废尽古文，而专用白话，这更是无稽之谈。仅以大学预科国文一课，所选文章，皆为古文。每月练习之文，亦皆文言。就以胡适之所著《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论，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蔡以大量事实批驳其谬论，十分有力。最后宣布自己的办学主张，乃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教员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云云。蔡元培的信，理直气壮，林纾之辈，本来就说不出什么反对的道理，只是谩骂一气。如今见势不妙，也就悄悄收兵了。于是新旧文学之争，第一个回合，到此告一段落。
同年胡适与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等人，拟订了一个标点符号方案向教育部提出，请颁布实行，他们说：“现在有些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因此我们想请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读者。”“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普及。”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2月2日将他们提的方案通知各省区，转发各校采用。这对白话文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