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军阀生长过程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发育到成熟经过了一个由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换代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在形式上由群雄并峙转变为名义上统一的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分立，而且在发育期积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军阀意识也在新的外壳中存留融汇，以某种新的但又仿佛似曾相识的面目展现于人世，从维系意识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军阀蒋介石集团，活象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水洼，在时代大风雨中形成的条条泥流浊溪都汇集于此，道学的酸腐，清帮的阴骘，十字架的灵光与军国主义的滥觞，五光十色，甜酸苦辣，经过蒋介石的调和与酿制，变成了一锅以恢复传统为基凋的老汤。
感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畸变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完备的标本，借助于它，我可以在此更全面地展示一下这种畸变的一丝一缕。
Ⅰ 蒋介石的维系政治观
不言而喻，维系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政治观在整个维系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不问可知，尽管象其他封建军阀一样，蒋介石严格地说来并不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最大的军阀和名义上的全国统治者，他必须对如何统治作出回答，因为他身处的时代已经不是他的前辈所处的那种封闭环境中的封建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开放的世界和变化了的中国。
在政治意义上，麻烦的是蒋介石一身而兼具的双重身份。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传人，他与他的武化前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别，但他一向乐道的却是以叛逆传统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集团的继承人的头衔。在前者的立足点上，他舍独裁而无他法，在后者的高帽之下，他非有假托而不能行。
1、国家论
国家理论是任何政治观的核心成份，蒋介石的国家理论是由“国家有机体说”与他杜撰的“灵魂国家说”揉合而成的杂碎。
在蒋介石看来，国家就象一种有机体，而且是象人一样的高级生物，五官俱备，四肢一全，这种高级生物存在的原因和动力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它有灵魂。所谓“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叫做一个人，全靠有灵魂，换句话说，就是有精神，有感觉，有灵明思想，能动作行为，否则这个人就只有一个躯壳，一个死的尸首，不能叫做一个活的人了，所以有灵魂就有生命，就叫做人；一旦失掉了灵魂，便马上失掉生命，这个人就是死了。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既然是一个有机体，一定也是有一个灵魂的。”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机能、神经机能是无法与大脑和神经系统分开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如果把人的感觉与思维功能当作灵魂而硬从产生它们的物质实体中分离，也就无所谓生命，无所谓有机体了。事实上对人而言，器官与功能无所谓谁决定谁的问题，因为人既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又是自己活动的产物，形而上学地将所谓灵魂割裂出来，赋予它决定性、本源性的意义，无非是一种唯心论的灵魂至上主义，这种说法在文学上可能会有点意义，但在科学意义上却是毫无道理的。
既然作为有机体的国家，除去灵魂之后变得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谈论价值了，国家实际上等于一种精神和意识范畴的事物，将国家缩小，就是个人的心，将个人的心放大，就是国家。万物皆备于我心，何况国家乎？
本来，孔德的国家有机体说，不过是将社会的各种不同行业，各个阶层，及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比附为生物的各来系统和器官。而我们可爱的蒋大人却仅仅抄来了这种学说的名目，而塞进去王阳明心学的国货。这样一来，所谓国家灵魂乃至个人的心或者灵魂（这里，蒋介石把心和灵魂看成一回事）也就等于国家的本身，取代或者象征国家本身。在蒋介石看来，中国这个国家的国魂不是别的，就是三民主义。如果仅仅止于此，读者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最容易同三民主义发生联想的是林肯而不是孔子。但怪就怪在，三民主义在蒋某人手里居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从“三”到“四”的变化，一变变成了“四维”主义（礼、义、廉，耻）。
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三民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西方民主思想的渊源，可他却偏偏从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述中抓住只言片语，硬派给三民主义一个儒家的祖宗，跟他宝贝的理论家一起，非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
灵魂国家意在招魂，魂归何处，在兹国粹。
话说到这儿，结论已是不言自明了，用不着太费心思，沿着三纲五常寻上去，我们自可以找到“朕即国家”的归宿。
2、政党论
政党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一方面是特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体现者，一方面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组成部分存在。中国不存在产生欧化政党的社会机制，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算作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种半近代化政党，其会党与士大夫宗派的气息始终没能消除，而到了蒋介石手里，国民党就进一步退化成为其军事集团进行组织强化的一种物化的工具。
在蒋介石看来，要想实现统治目标，长治久安，就非得有团体有组织不行。因为中国的四万万老百姓实在是太“自私自利”，彻头彻尾的一盘散沙，根本不配合他蒋某人的统治，“只管自己，不管国家，不管我们民族”，“完全没有觉悟，所以非得”“先联合有觉悟，有知识，有决心，有血性，有能力的份子，组织一个团体”不行。“这个组织是什么？就是一个党”。
具体地说来，蒋介石的政党论是由“前三合一”和“后三合一”两套理论构成的。“前三合一”就是：党军合一，党国合一，党教合一：“后三合一”就是：党的身份君亲师三者合一。
党军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国民党的组织渗入军队的编制，通过党的特务网络化及将领党员化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党、军合为一体。二是国民党自身的军队化，根本取消党的民主，使全党象军队一般视服从为天职。党国合一也有两层含义，一为党是网家和民族的中心，是国家的统治者。二是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为党即是为国，党也就等于国，忠党而后才能爱国。所谓党教合一，就是说党员对于党就应该象教徒对待宗教一样，所谓“宗教信徒对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一定竭诚服膺，刻苦修习，真实奉行，无间生死。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党员之于党，就应该象教徒之于所信之教。
其次，党要“一面以保姆的资格，培养社会的元气；一面以导师的资格，训练人民政治的能力”，还有第三面，那就是以君王的资格进行压榨、盘剥和管制，即所谓蒋某人所津津乐道的：“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整整比过去皇帝倡导的君师合一多了一个，凑成“君亲师”三合一。
如此说来，中国只许有一个党存在，那就是蒋记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倒颇有自知之明：“如果允许各种主义，各个党派，在国里活动，我们真正的革命党——国民党就一定要失败”！所以，共产党和其他反蒋党派不必说了，就是不痛不痒，小骂大帮忙的党也有碍事之嫌，往往要扫除干净，因为国民党实在是太娇嫩了，多一个人来抢饭，也许它就要饿死。
作为这样一个党，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信仰，要笃信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的主义，其他的种种“杂念”统统要清除干净，统一信仰才能统一意志，统一意志才能统一行动；第二要有领袖，因为鸟无头不飞，党不能群龙无首。第三，是“历史”。这一条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不要紧，蒋介石解释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气节，要始终如一。”说白了就是要党员们多跟他蒋某人干几年，有一点“历史”。
对于这样的党，军人是首先而且必须成为党员的，因为军人带兵，有兵权，不入党就有可能成为“个人的工具，做个人的走狗”（当然这里的“个人”是绝对不包括蒋介石的）。成为党员就有了组织的约束，想要不听招呼，就没那么容易，因为还有“许多革命的种子，种在士兵里，使他们来监视我们官长的行动，不准官长有象陈炯明这种叛逆行为。”国民党在军队里的组织，就是明明白白锦衣卫和东西厂，有了这样的特务网和监视网，至少在嫡系武力中，想用从前的方法，拿个人的伎俩以遂其领袖之欲望，拿着团体派别去迷惑他的部下是相当．困难了，老军阀尾大不掉，自身分裂的毛病，在蒋介石看来是轻多了。
其次，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应该入党。因为这些人最危险，如果不肯入我彀中，才能愈大，知识愈多，其危险性也就愈大，而使国家社会也受他很大的影响，那就非去之而后已不可。反过来，从功名利禄上说，如果不加人国民党，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才力，也都同没有一样，而国民党的人即使是酒囊饭袋也照样会有高官可坐，骏马可骑。无能与腐败虽然会降低效率，却能增加集团的稳定。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政党论，无非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产，借用近代政治的形式，行封建帝王自固的老术，合思想强化、组织网罗、特务控制为一体，推陈出新。无论是党军、党国乃至党教的名目，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想象的，纯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条件下的一种畸变。
5、法纪论
与蒋介石政治观的其他概论一样，蒋介石所谓的“法纪”，也绝非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与纪律。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律和纪律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般准则，它们不仅规定了行为的禁区，具有约束效应，而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人们行动的权利，予以人的社会活动的自由。而蒋介石的法纪，只有单一的绳索功能，除了让人服从和驯良之外，还是驯良和服从。
蒋介石的法纪论可以分为军纪论（纪律论）和命令论两个部分。
纪律是什么？蒋介石直言不讳：“就是用法律来维持他的秩序，保持他的系统，这就叫做纪律。”而纪律的“纪”，就是中国占为己有之，历代皇帝视为命根子的“纪纲”。所谓“纪纲二个字，粗浅地解说，就是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纪纲”。在此，蒋介石又一次过了复古之瘾，纪律不仅是只管悟空不管唐僧的紧箍咒，而且一下子就跳到了道德领域，变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三纲五常”。当然，我们不能怪蒋老先生发昏热，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西方人，犯不着按近代西方法律范畴来讨论问题，平心而论，从封建主义的视角审视起来，封建王朝的所谓“法”，实实在在足以维护“三纲五常”为目的，所以说军纪或者纪律就是纪纲，虽然有穿凿之嫌，倒也不失封建法论的内在精神。
所以说，蒋介石认为：军纪的主要意义，决不仅是用法律来维持秩序，是要用纪纲的精神来作军纪的基础，因为军纪的效用尤在能够移风易俗，涤荡人心，使懦夫立，顽大廉，就是古人所说的赴汤蹈火、冒死犯难在所不辞的一种精神，这都是从军纪的效用发生的结果，鉴于军纪要有如此神奇的效用，产生这样的玩命精神，蒋介石进一步认为：军纪还要具备三种要素“一、人格的影响，二、情分的交感，三、一致的精神。”到此，军纪已经从那些冷冰冰的条文大踏步地迈入了心理、情感领域，蒋介石已经不是在谈军纪，而是在谈玄、谈精神、谈道德、谈传统道德了。所谓军纪变成了传统人格，传统情感与传统精神的混合体。
如果按西方社会的观念，道德仪仪是法律的某种补充的话，那么中国传统观念里则恰恰相反，法律仅仅是道德的补充和延伸。人们会为伦常道义而犯法，也会因道德因素而开释。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就会将法律与道德混同起来，甚至习惯于用道德来取代法律。蒋介石当然也不能例外，他的纪律，已经不是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部分，而是不折不扣的道德纪律和精神纪律。
蒋介石的纪律论是赤裸裸的传统道德、纲常伦理的鼓吹，而他的命令论则是他自我神化的变种。
“命令”，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里，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政府行政文告、文件和军队下达任务和决定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蒋介石那里，命令这种原本的含义马上变了味，作为古今脸皮最厚的“小学（即文字学）大师”，他的胡解才能在“命令”这个词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看来，“所谓‘命令’者，乃指与我们各个人以及整个军队和国家的生命相关的‘令’。”因为“命令的命字与生命的命字相同。”由于这种当然而又充足的理由，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命令和我们的生命既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若是真能保重自己的生命，真要发展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不能不格外尊重命令，服从命令”。以至于“凡属上官的命令，尤其是最高统帅的命令，一接到手，就视为自己的命根一样，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有人就此得出蒋介石爱惜下属的生命，能设身处地从他们切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印象，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部下的生命，特别是普通士兵的生命，在蒋介石的价值天平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份量。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他不惜以成千上万士兵的血肉铺路，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不仅是被战火波及的无辜人民和对方死难者的屠夫，也是自己部下伤亡士兵的祸手。在对中国红军的围剿中，他甚至三番五次下令将所有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一律枪决，其残忍程度，足以令人发指。
蒋介石把部下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扯到一起，目的在于维护和发扬他军阀集团的生命，乃至于他个人的生命，因为“军队的生命和成败休戚的整个性的维系，全在于服从命令”。按他的逻辑，士兵“要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上官的生命，全军的生命就是统帅的生命”。所以说尽管服从命令就等于保重了自己的生命，但要是真的由于遵命把命丢了，也是活该倒楣的事，“生命为轻，命令为重”，说到底小兵们的性命还是不值几文。命令的“命”字在他蒋某人的字典里原来是与他集团和他个人的生命的“命”字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