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骢(FrankChing)，1940年生于香港，不足一岁即迁回上海，四年后重返香港。他1960年赴美进修，毕业于纽约复旦大学(FordhamUniv．)英国文学系，后入纽约大学哲学研究所就读。1970年他获福特基金会奖学金，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一年，取得高级国际新闻采访专业证书。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在《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1976年转往《亚洲华尔街日报》担任采访工作，1979年他出任《华尔街日报》首任驻北京特派员。1983年他辞去职务，从事家族史写作，历时5年始完成，现任《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主持人(李希光)：今天晚上特别邀请秦家骢先生来作这场报告。秦家骢先生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就可以猜猜他的经历有多丰富。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现在我办公室里还放着一摞剪报集子。我今天中午打开这些剪报一看，有好几篇文章是秦家骢先生写的，当时他在《纽约时报》做记者。秦家骢先生早在1965年就在《纽约时报》国际部做编辑，主要负责编辑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在《纽约时报》一共工作了10年，他报道过中国重大事件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去世，周恩来去世，华国锋继任，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审判“四人帮”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他报道的。秦家骢先生还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到中国常驻的美国记者之一，当时他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到北京创办《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他离开北京后写了一本书《祖先》，关于一个中国家族900年的沧桑史。1987年一1992年，秦家骢作为自由撰稿人曾为《南华早报》《经济时报》，台湾的《中国新闻》和《日本时报》写每周的政治专栏。1992年他加盟《远东经济评论》，先后做过各个编辑部的高级编辑，1993年～2001年他给《远东经济评论》撰写“每周专栏”——《关注亚洲》，即撰写有关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评论。目前“每周专栏”被刊登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著名报纸上。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刊登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客》《独立报》等国际著名报刊上。除此之外，他现任香港亚视国‘际频道每周日晚播出的“新闻线”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他同政治家、政府高官、学者，以及各界人士讨论地区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秦家骢：我非常荣幸能到这里来演讲，我来以前李教授就告诉我学生们大多数是20几岁，主要在1979年到1．983年之间出生的。正好这4年中我在北京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今天我准备讲在中国当一个外国记者的经验是什么，当然那是20多年以前了。
作为首批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当时中国并不知道如何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因为他们不明白记者本身应该是独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我是为美国政府或大使馆工作的，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记者和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你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中遇难者是3名记者而不是工作人员。但是在1979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去外交部见到了姚伟先生，当时的新闻司负责人。他说我可以自由地采访任何人，在中国没有任何人需要通过许可才可以和外国记者交谈。非常不幸的是，我想他可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因为当我想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拒绝和我谈话。理由是，他们没有得到允许和外国记者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国际俱乐部——专门租房子给外国人办公使用的地方，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国外的大公司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办公场所。我到那里想要采访国际俱乐部的经理，但是他说他没有得到许可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打电话给外交部新闻司，让外交部新闻司告诉这个经理他不需要任何许可，有权利自由交谈。这个经理和外交部新闻司的人通话，同时记下对方的职务、姓名、电话号码，然后他说我现在得到允许和你交谈。这样我的采访才得以进行。
因为我为《华尔街日报》工作，因此我对商业和经济报道比较关注。我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了一条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的消息，我希望采访这个工厂，但遭到了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的英文版，采访最终没能进行。对于事态的发展我也只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消息。
当时，外国记者也不能随便到中国的任何地方旅行。我们的办事处在北京，没有得到允许的话，我们不能去天津、上海等北京以外的地方。每次我们离开北京都需要得到外交部的批准。例如，我们希望去上海，我可以说因为我希望采访上海市长，而如果市长拒绝接受采访，我的上海之行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去上海的理由。即使在北京也不是直接可以和被采访人取得联系。原因之一是北京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所有电话号码都是保密的。所以记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积累尽可能多的电话号码。惟一对我们公开的电话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我们想采访任何人，即使是北京人，都要先给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安排采访时间。
那时候，我准备写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剧作家曹禺。曹禺个人已经同意接受采访，因为我们私下里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吃过饭、还一起去看戏。但是，他认为还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于是我给外交部打电话提出申请，但是他们的回复很可笑，他们说曹禺拒绝采访。我告诉他们曹禺已经同意采访只是需要外交部的许可，于是他们答应再次与曹禺联系，但是结果还是曹禺不想见我。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还要和曹禺一起吃午饭，他怎么会不想见我？”实际上曹禺接受采访不需要批准，但是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不敢接受采访。其实外交部新闻司并没有直接和曹禺联系。他们联系北京市“外办”，然后再由北京市“外办”联系中国剧协“外办”，剧协“外办”才直接联系曹禺。可是，如果在沟通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被拒绝，就会出现以上那种结果。而北京市“外办”负责人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曹禺取得联系，但是第二天曹禺告诉我，昨晚他接到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回答：“可以，但是我应该如何和《华尔街日报》说话？”可以说，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遇到不少的阻力，每次你申请采访什么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会使你的采访夭折，你甚至不知道被采访人是否知道这个采访申请。
当时我采访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们不愿意公开和外国记者接触，即使接受采访他们也更愿意自己坐公共汽车而不坐我的车。那个时候没有定期的新闻发布会，采访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出租汽车，如果要采访，要事先打电话叫出租车来接我。采访的时候，要一直让出租车在门口等候，否则，再叫到车是很困难的。那时候，记者通常都是晚上发稿，我要跑到电报大楼去发稿。我就自己用电报大楼的穿孔打字机打稿子到半夜，到拍完电报时，根本就找不到出租车回家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当时我是首批派驻北京的4名美国记者之一，我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另外两家报纸的驻京记者代表。那时候还不允许外国记者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为自己的家和办公室，只允许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每家报社在北京饭店安排两间房间，一间用于办公，一间用于居住。我住在第四层，一间客房作为办公室，走廊对面的房间是我的卧室。办公室有两张床，我叫服务员把床搬走，他们不同意，他们说这里是饭店不是办公楼。因此，我在北京工作这些年，办公室里一直有两张床。
当时我们都不能直接用新华社的新闻稿，尽管新华社的电讯稿十分重要，而且是向全世界各地发布的消息。而我们要想知道北京的新华社当天发布了什么消息，必须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来获取。原因何在呢？因为当时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北京饭店，不允许我们安装电传线。后来几家报纸外国记者联合在民族饭店租了一间房子，装了一部电话和电传打字机，如果想看新华社的稿子，我们就打车去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