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姬诵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成王。
其时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年龄实在太小，没办法处理朝政。于是周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登上天子之位，在上朝的时候把周成王抱在怀里放在膝上，接受大臣们的朝拜，自摄国政，代替周成王执掌统治大权，处理国家政务。
周公的这个举动，给当时的朝政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并长久地影响到中国以后的历史。当然，周公的这个创举也给自己招来了非常多的非议。
周成王姬诵由于年纪太小，或许还不清楚周公这么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年幼的周成王就像一个被人用线牵动着的木偶，依他的心智，他还无法辨别那些宏大的场面和庄重刻板的动作后面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因为不理解，所以他对别人的安排很顺从、不拒绝，周公说让他上朝，他就上朝，周公说让他接受群臣的叩拜，他就接受群臣的叩拜，他的智力层次还没有达到可以妥当鲜明地表明他立场的程度。所以，周成王对周公摄政，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意见。
但年幼的周成王不反对，不代表其他的大臣们不反对。首先就连和周公并肩作战多年的召公姬奭，都表达了对周公的不满。
周成王即位之后，召公也位列三公之一，地位和周公不相上下。自陕地（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以西，由召公主治；自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周公摄政，代周成王处理国政，召公很不满意周公的做法，心里也开始怀疑周公。周公觉察到了召公的不满，于是写了一篇名叫《君奭》的文章，向召公解释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君是尊称，奭是召公之名，文章的标题可以理解为“致尊敬的召公姬奭的信”）。周公在信中说：“商汤之时有伊尹，他的功德得到上天的嘉许；在太戊之时，则有伊陟、臣扈，他们的功德也感动了上天，并有像巫咸那样的贤臣治理国家；在祖乙之时，则有巫贤；在武丁之时，则有傅说、甘盘。正是凭借这些贤臣的忠贞能干，才安定治理了殷朝。你我虽然比不上伊尹、傅说的才能，但为什么不尽力使周朝得到安定呢？”
召公看了之后，心里有所触动，但对周公的误会并没有彻底消除。
召公有这样的想法，姜尚心中自然也有。如果这样的误会不早一点澄清，那么他们三个重臣之间，早晚会产生裂痕。周公于是再次面见召公并向姜尚送去书信，恳切地向他们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嫌疑而代掌国政，就是担心天下人会背叛周王室，无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忧劳已经很久了，到现在才得到天下。武王早逝，成王年幼，要完成周王室的大业，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么做。”
并且，周公还告诫自己的儿子鲁君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地位已经不低了。可是我仍然是洗一次头发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身接待士人。即使这样，仍然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在鲁国，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因为有了国土而骄慢待人。”
周公有效的沟通，及时打消了召公和姜尚的疑虑，使他们选择了一如既往地支持周公。同时也使自己的儿子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竭尽全力维护鲁国的稳定。
周公能够说服召公和姜尚，主是要他们在朝夕相处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彼此看问题的角度、层次都能达到同一个高度，所以有共同语言，彼此能够理解。但他的弟弟管叔鲜等人，就不这么看了。
周公在活着的兄弟几个之中，排行第四，而管叔鲜却是老三。在其他的那几个弟弟心目中，现在当王的老二姬发死了，他的儿子年幼不能主政，那也应该按照长幼次序来，先老三，再老四，你周公凭什么跳过排在前面的管叔鲜自己摄政？
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管叔鲜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周公想要图谋不轨，于是他们派人到周都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不利于成王。之后相互串联起来，准备一起向周公发难。
而在这个时候，一个蛰伏了好长时间的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这个人就是殷纣的儿子武庚。
殷商的灭亡，对所有的殷商遗民来说，都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而对于前朝太子的武庚而言，这种感受就显得更加痛切。武庚并不会因周武王把商朝旧都朝歌封给他而对他心存感激，消弭对他的仇恨，相反，在武庚的内心深处，没有一天不对周武王和新建的周王朝充满怨恨，因为属于周王朝的这一切，原本是属于他们家的。杀父之仇，灭国之恨，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深呢？
此前周武王活着，武庚找不到任何机会，那就只有安分守己、蛰居待机，现在机会来临，作为一个商王的后代，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试问武庚还有什么理由不趁势而起呢？况且一些商朝的旧属国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武庚的支持。奄国（地处鲁国之东，今山东济宁曲阜市东）国君薄姑就曾劝武庚说：“现在武王刚死，成王还很小，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兵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