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知道开岭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2000年夏天，在古运河畔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驾马车之一。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的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懂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朝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其实，和时代的其他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像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像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在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19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沉湎，不贪功，不居奇……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事实也如此，在山东，开岭除了极少几个写作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作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评论，这种“转折”也是让习惯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比嗓子和证书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乌托邦的变种》《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独裁者的性命之忧》《关于语言可以杀人》《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篇什，那么他近年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像《大地伦理》《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恐龙胃与“物理人生”》《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打捞生命的“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关注民生，追求现场，加大对当世的推进与建构。
和很多读者一样，最初之时，我把开岭仅仅视为了一个批判思想的力量型选手。记得上世纪末在济南，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另外一同事在闷潮的办公室里热烈谈论《激动的舌头》，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让我们热血沸腾，正如朋友所说：在一个多年未打扫的猪圈里，猛然吸到了生猛新鲜的空气。那时，我们把开岭视为思想狙击手和精神战士的角色，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些短见，因为我们忽视了《蓝湖》《远行笔记》《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看你》《永远的邓丽君》《有毒的情人》《当你老了，头白了》《谈谈墓地，谈谈生命》《爬满心墙的蔷薇》《精神明亮的人》《向儿童学习》《古典之殇》《当她十八岁的时候》等侧重于生命美学和心灵保洁意义上的东西。除了忧郁，他还明亮；除了锋利，他还温润；除了理性与睿智，他还诗意与唯美。
现在想来，从很早开始，开岭文字中即有两组对等且同构的成分：唯美和思想，历史与当下，心灵与民生，批判与建构。单从某一时期的作品看，可能会有此消彼长的侧重，但拉长了看，整体上看，两种成分基本均衡且状态稳定。而且近些年，他的作品还呈现一个走势，即把以上所说的“思想和唯美”等两组元素合为一体，融入每一文本、每一段落，而非像从前那样分属不同题材和篇目，气质泾渭分明。
到北京后，开岭的表达明显变得从容甚至优裕，他自己也说，现在写得很少，甚至有些惊异当年的表达欲望和产量，一方面，这和他的另种表达——电视新闻操作有关，用他的话说，他每天都在职业领域大量释放能量，有了这个出口，流经文字闸门的就少了。另一方面，他开始自觉地追求“有限的表达”和“节制的表达”，用他的话说，在一个表达泛滥、耗纸成灾的时代，写得短、写得简，甚至写得少，对自己、对读者，都算一种美德。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开岭说，“我永远不会把文学当成职业来做，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就像爱情是业余时间里的事，老婆孩子也是业余时间里的事。”
开岭用他所谓的一个人的散漫游思和业余生活，为我们贡献了“有限”却珍贵的精神命题和时代现场，他用他的“非文学”气质帮助了我们公认和既定的文学。
200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