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我做“小三女劝退师”的第一笔就赚到了那么多钱。我开始对我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一边为自己用知识充电的同时，我开始学习英语。我为自己报了四级英语考试，打算在上半年的四级英语考试中取得四级资格。本来，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是英语课代表，英语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广州是一个发达地区，我没有忘记张姨和我说的话，广州聚集着四分之一的侨民。而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普及和应用的广泛性都是不容质疑的。我想，我不能局限于国人，而应该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外国人当中。
当然，我是一个想象力相当丰富的人，就象当初我高估了我的婚姻一样。不过，一个人只有拥有了梦想，才可能实现它。连梦想都没有的人，又如何能成功呢？
我想，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成功下了一番功夫。在以前，我只是象瞎子摸象一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不仅从知识层面开始包装自己，我也在自己的容貌上进行包装。
爱美，是人之天性。人们为什么跑那么远去洛阳看牡丹，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一个女人，光拥有才情不行，还得拥有光彩夺人的外表，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美的女人。和王安康离婚后，我也在不停地检讨自己，为什么他会弃我而去呢？是因为他没有经受住美色的考验。而我因为生活的窘迫，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村妇模样的女人。秀色可餐，这个成语的出处无处查询，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去市里最高档的美容院做了双眼皮，又去了脸上的斑，为自己量身定作了几套衣服。
人靠衣服马靠鞍。经过包装之后，我就象换了一个人。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光鲜亮丽的女人，我都不敢相那就是我。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真正地体现在了我的身上。
五月底，参加完英语四级考试，我精神倍增。我相信自己的实力。
六月份，非典的警报解除了。我收拾行装，将女儿托付给母亲照看，踏上了南下的旅途。
我坐的是K84次火车。从我所在的城市到广州运行整整二十八个小时。我买的是硬座，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坐软卧，只是我没有。
我是想重温一下我第一次去广州时的形情。那次，原来没有计划去广州的我，终究抵不住同事们的纵勇：“去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会不会家外有家了？”
我买了去广州的票，就是K84次，无座。我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决心南下一趟。我根本没意识到二十八小时的硬座坐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且我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儿。
我简直是疯了。
因为是五一长假，车上的人特别多。临上车的时候，我给王安康打了电话，告诉我所乘的车次，他很意外，但不等他再说什么，我已经挂了电话。
火车上是满员。我拉着女儿的手，站在过道里。不时地给来往的人让路。女儿终于不耐烦地哭了起来了：“妈妈，我不想站，我要坐。”孩子的哭声引来了周围乘客的关注。他们纷纷问我带着孩子去哪儿，当知道我要到终点的时候，不由得惊叹：“你真是的，这么远的路，竟然买的是硬座，还带着个孩子。”
便有人立即往里挤着给我留了一个能搭半边屁股的地方。我抱着女儿坐下来，一双腿如释重负。
火车到武昌的前一站，便有一个军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我说：“来，你抱着孩子坐这里吧。”
他四十多岁年纪，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腔。
我说：“不用，我坐这里就可以了。”
他说：“我马上下车了。”他从里间走出来，我抱着孩子坐到他的座位上，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嘴巴下边有一颗肉瘤。
我对他说：“谢谢。”
夜深了，我抱着孩子沉沉睡去，孩子压疼了我的胳膊，一觉醒来，我看到，他竟然还站在过道里。我才明白，他并不是马上要到站的，而是，他是在给我母女俩让座。
那一趟广州之行，留给我最深刻的就是军人。一个能担当的男人形象，他几乎改变了我对男人成见。我的女儿称他为“肉瘤叔叔”，而我的女儿多次以他为素材在作文中记下了那一件让她终生都无法忘记的回忆。
火车上，陌生男人，让座。物是人非，我一心扑着要去看望的那个男人已经成了路人。当我以一个暂新的面貌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我不由想起那个曾经温暖了一对母女身心的中年男人。芸芸众生，何处相逢。
日本作家村上村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有句名言：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人生际遇，仿佛在冥冥之中。
火车到了平顶山站，一个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穿着军装的男人上了车，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腔口音对旁边的人说：“老乡，借光。”
我看到那男人嘴巴下边有一颗肉瘤，吃了一惊。我不敢相信，我与他会再次相逢。待他放好行李，坐了下来。我不时地用眼光去瞟他，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他似乎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动作。
于是，我主动与他搭讪起来：“你好！”
他礼貌地回复我：“你好！”
同时有点惊讶地打量着我，说：“怎么，有事需要我帮忙吗？”
我不由得笑了：“你能给我让个座吗？”
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两手不停地相互搓着，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有座吗？”
我看他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暗中语。忙说：“对不起，开玩笑的。”
他笑了，问我：“你认识我？我们好象似乎见过？”
我笑着说：“几年前的这辆火车上。”
他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真没印象了。”
我提醒他：“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没有座，你给她们让的座，自己一直站到终点站。”
他笑了：“这个倒是真有过，那次我实在不忍心看她们母女一起搭在座位的边上，那孩子不停地哭着要躺下。我就给她们让了座，等到了终点的时候，我的脚都站肿了。”
他停顿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那女人啊！”
他笑了：“不象，那女人看起来不象是城里人，你，看起来不过二十多岁，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是的，经过一人体的修整，我已经很难找到我原来的模样了。别说与之有一面之交的他，就是王安康，也未必能一眼认出我这个前妻。
我说：“那其实就是我。认出你，是因为你嘴上的这颗瘤子，在我的印象中特别深刻。”
他告诉我他是广州军区的，是河南人。因为父母有病，回家去看望父母。他问我：“你呢？当年拉着女儿去广州，看样子是在探亲，这次也是吗？”
我说：“是的。”
当然，我不可能对一个陌生男人说我离婚了，物是人非，他已经成了别人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在火车上能遇到一个曾经相识的男人，也算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问我：“是在广州发展？”
我说：“混饭吃而已。”
军人在我的心中是真正的男人。因为王安康，我对男人的认知完全变了，还有张姨的男人。在我的心中，男人应该是高大的、宽容的，同时有爱心，最主要的是要有诚心。
上学的时候，我曾经与同学的哥哥——一位在部队服役的士兵有一过书信来往。军人的单纯、真诚就吸引了我。无奈，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就与他完全脱离了联系。
火车到站了，我们一起出站，互留了电话号码和姓名。他告诉我他叫付红雨，比我大七岁。
非典刚过，广州火车站人头地攒动。和我一样，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相涌而来。
半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呼吸着花城漂洒着花香的空气，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城市风情。在内地呆了半年多，广州的天气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坐地铁回到的家，我打开门窗，让屋里透透气。打开家门的时候，门底下留有一封信，信上的邮截上显示是春节前小妹从安徽寄过的信。
是小妹的信。那是春节期间她从老家写给我的信。离开家的时候，我已经联系过了她，告诉我到广州的车次和时间。她说她于两个月前已经到了广州，暂时在一家公司当文员。
半年没住人了，屋子里到处都是灰尘。拉开窗帘，阳光透进来，风吹进来，感觉特别的舒服。
坐了近两天的车，累是不行。我将床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冲到了凉。打开空调，一头倒在床上，舒展四肢。
孤独象潮水一样一下子包围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