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天立地，独来独往”这八个字是林语堂写下送给好友张大千的，能够得到林语堂如此赞誉的人实在不多，可见其对张大千的欣赏。这八个字也正是林语堂理想中的文人品格。
封侯非我意
据《楹联丛话》载，郑板桥辞官归田后，一日在家宴客，朋友李啸村送来一联，上书：“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板桥为之倾倒，引为知己。此联将郑板桥辞官比作陶渊明归隐，确是对他人生的最好总结。
历史学家兼外交家蒋廷黻一生在学术和从政上均大有建树，有一次朋友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蒋廷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但这个问题要是放在林语堂身上，就变得异常简单了。
林语堂一生当官的次数不多，但几乎都是以迅速失败的结果而告终，不管是在政治界还是学术界。
1926年，32岁的林语堂离开北京，出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在林语堂的积极奔波下，厦大国学院迎来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顾颉刚等知名教授，一时声名大振。但好景不长，国学院的兴盛遭到了别人的忌恨，以理科主任刘树杞为首的反对派千方百计排挤国学，孙伏园、沈兼士相继离开，鲁迅也被迫南下广州。林语堂为此找校长林文庆理论，林以经费不足为由将他打发，但学聪明了的林语堂在财务室发现林文庆其实每个月都固定向校董陈嘉庚领取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不过挪作他用了。一怒之下，林语堂离开了厦大，到上海去。
1927年，离开厦大几个月后，林语堂来到了武汉，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这可以算是林语堂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宦海生涯，但它只持续了不到半年。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月时间里，林语堂看清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的丑恶嘴脸，这些人为了利益尔虞我诈，前脚还跟你称兄道弟，后脚却把你踹进泥潭，林语堂把这些人成为“肉食动物”，自己则是“草食动物”。而林语堂所信任的国民政府除了旗帜换成青天白日，本质上与北洋军阀并无不同。这一切，都让林语堂心灰意冷，于是不到半年就挂印离去。
1954年，林语堂受聘出任筹备中的新加坡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但这个经历犹如昙花一现，他和校方很快由于经费及意识上的差异产生分歧，进而分道扬镳。这样，林语堂对南洋大学最大的贡献，就只有他那被引为笑谈的“火腿理论”了。他说：“薰火腿的办法，或许是培养学生的一个好办法。要薰火腿，我们须将生肉放入室中，以烟薰之，久而久之，它必成为火腿。为辩论起见，我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将学生关在图书馆里，任他们在里面抽烟，或打瞌睡，但久而久之，他们会对求学问发生兴趣，而成为学问丰富的人。”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在所有林语堂辞官的经历中，我觉得最能体现其个性与精神的莫过于他在1949年辞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一职。如果说以上的辞官经历皆带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怒或者“世味年来薄似纱”的不满，那么这一次辞官则纯粹是因为繁忙之公务，劳形之案牍束缚了自己的身心。
彼时，林语堂因发明中文打字机一事濒临破产，出任联合国的官职颇有迫于“稻梁谋”之意，但他一旦经济状况稍有好转，立即呈上辞职信，搬到法国南部坎城的一幢小别墅“养心阁”里。“养心阁”坐落在小山坡上，直面碧波粼粼的地中海，林语堂在这里可以悠哉地喝咖啡，晒太阳，看渔人满载而归的喜悦。
林语堂在辞官前一定体会到了当年苏辙在《东轩记》里那种充当盐酒税吏为世事缠身的痛苦，当他辞官后也一定深深领悟了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乐趣。我不知道他决定辞官的瞬间是作何感想，但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哈佛大学一个著名教授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教室外面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教授心里一震，抛下课本，说道：“对不起，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说着就走出了教室。我想林语堂辞官时的心情一定和教授听到布谷鸟叫声的瞬间很相似吧。
1966年，旅居美国三十余载的林语堂决定回台湾定居。台湾当局对此欢欣鼓舞，为了表示对林的尊敬，除了要为他建一栋房子，还准备以考试院副院长一职相授。
但这次已过古稀的林语堂终于成熟了，他接受了房子，却婉拒了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林语堂回台的这一年，胡适已经去世四年了，其墓地设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附近的山坡上。
林语堂在台湾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来到胡适墓前，静静地凭吊这位与自己相交半生的人物。胡适的墓碑上刻着于右任书写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之墓”，但林语堂对此并不是很满意。或许他认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这几个字未必最合胡适自己的心意。作为“五四”以来文人从政的典型，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杰出代表，胡适有太多的东西让林语堂感慨系之。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两天后，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就职典礼上，胡适和前来祝贺的蒋介石发生了摩擦。老蒋在祝辞中希望“中央研究院”配合“政府”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胡适却提出了“岂可由‘领袖’指定研究任务”的观点针锋相对。
遗憾的是，胡适终究没有实现其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理想。1960年胡适在背后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被国民党强制停刊，发行人编委雷震被捕，而后又被判处十年监禁。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终告破灭。
1961年7月26日，在雷震65岁寿辰之际，病中的胡适仍手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纪念雷震：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在宦海中浮沉的胡适早已油尽灯枯，以至于后半生的胡适在学术上一直裹足不前，而成为自由文人的鲁迅直到生命最后几年其成就仍然蔚为大观。于是，人们常常扼腕叹息：如果胡适不从政，他的后半生会不会是更宏大的一番景象？
顶天立地，独来独往
“顶天立地，独来独往”这八个字是林语堂写下送给好友张大千的，能够得到林语堂如此赞誉的人实在不多，可见其对张大千品格的欣赏。
作为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在解放前夕离开内地让很多人为他的明珠暗投扼腕叹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高层领导人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周总理不仅让徐悲鸿写信婉言相劝，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但张大千最终拒绝了大陆方面的盛情邀请。
后来，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在答记者问时道出了张大千不肯回国的真正原因：“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
的确，从这两点来看，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大千不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像张大千这类性格的人，只有远离政治的喧嚣，其艺术生命力才有可能欣欣向荣，这一点，毫无疑问，张大千自己也是十分清楚的。
林语堂赞美张大千“笑起来，仍是一般小孩子气”。张大千曾有诗云“万里河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他何尝不想回来，只是当时张大千要是回来了，这样的笑容可能也就难以为继了。
如果说张大千当年没有选择回国是因为国内的环境让他无所适从，那么现在这么多专家学者文人热衷于从政做官，就让我们也感到无所适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