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敢虽然已经死了，但这件事情却仍在长安城里不断地发酵。
被鹿撞死？在场那么多人，这还能保得住密吗？谁都知道这只是圣上的借口而已。
问题是，圣上给出的这个借口是如此荒谬，荒谬到一看就知道是个借口。
其实刘彻是何等睿智果断之人，岂会真的在仓促之间找不到更好的借口？他故意用了这么一个荒谬之极的理由，其实含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当然是，“骠骑将军朕是护定了！”
而第二层意思，则是说给世家集团听的，尽管他一上来就剥夺了陇西李氏喊冤的机会，但是在包庇霍去病的同时，对于世家集团整体，出于保持平衡的考虑，他还是要安抚一番的，“你们怀疑这件事有隐情，朕也怀疑；你们觉得不是误杀而是谋杀，朕也觉得是。只不过根本没有确切证据，况且人都死了，再折腾还有何益呢？”
然而这么大的事情，再安抚也是有压力的，这些天来，世家集团的朝臣贵戚们，特别是陇西李氏的亲族故旧们，尽管不能在朝堂上公然喊冤请愿，但是私下里却联络不断，清议批判的声势也是相当浩大，一时间长安城里街谈巷议，人尽皆知。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针对算计太子一案的调查，也已经在悄悄地进行了。
刘彻的逻辑也不复杂，“朕对自己的儿子不满意，那是朕自己的事，再不满意也是朕的儿子！你敢背后算计朕的儿子？朕先要了你的命！”
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些人的暗中动作令人心惊，仅太子身边被安插的人就有好几个！而且，真的不是李敢的主谋，证据至少还指向了他的堂叔，丞相李蔡。
刘彻本来觉得李蔡是个庸碌之辈，他之所以任命这样一个庸碌之辈担任丞相，是因为他素来就是打算削弱外朝的。他对丞相的基本要求是：不可掣肘自己的国政，少养门客，别勾连诸侯王，别让自己太看不顺眼。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丞相虽然庸碌，但在私底下竟会算计太子，行径居然如此小人！
调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结果一出来，刘彻马上就下定了决心，李蔡必须死！不到十天，他就把罪名也找好了：私自侵占了景帝陵园附近一块三顷大小的空地！
这个罪名一出来，谁都能看得懂，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因为这个罪名本身可大可小。若说小，李蔡身为丞相，哪有空管得了自己家的园子怎么圈地？这明摆着是下面人的过错；若说大，侵占先帝陵园，这是大不敬！谁指使的？完全可以一层层往上追究，一直追究到李蔡本人。
李蔡不是傻子，他终于弄明白了，圣上是真的不考虑易储了！自己是真的把圣上惹急了！圣上是真的意图置自己于死地了！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侵占陵地”的罪名到底有多大？“当下狱”（注：见《汉书》），而他却直接选择了自杀，因为他知道皇帝的意思就是要他赶紧死，他知道只有自己主动了结，让事情到此为止，才可以避免牵连出更多的人，使整个家族得以保全。
丞相乃是文官之首，所以李蔡的自杀乃是震动朝局的大事。但是震动归震动，李敢和李蔡在一个月内相继死去，陇西李氏群龙无首，短期内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折腾了。而且很快，刘彻又任命了新的丞相，正是原来的太子少傅庄青翟，不折不扣的太子一党。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大司马也好、丞相也好，如今都完全是保扶太子的人了，太子的地位，至此算是不可动摇了！天子的这个表态，可以算是十分清晰彻底的了。
立储这四年以来，刘彻的心态经过了好几次变化。刚开始他是满心欢喜，对太子抱有极大的期待；渐渐地发现太子并没有自己期待的那么优秀，而且子不类父，此时不免十分失望；然后在小人的算计下，渐渐地觉得另外两个儿子比太子强，心念有所不稳，并因此引起了一番风波；现在他放弃了易储的想法，太子的地位才算是稳固了下来。
子不类父的心结，他当然还是不可能完全想开，可是想不开又能怎么样呢？尽管他二十年来一直希望有个霍去病那样的儿子，可是这事没法强求。他只能默默地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天意就是让你去开疆拓土，而让你的儿子安安稳稳地当个守成之主......”
李蔡之死的真实原因，每个知情者当然都是讳莫如深，时间久了，这一死背后的真实缘故，也就渐渐地无人提起了。
[本章按：若干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少见的表述方式，直言李蔡的品质不行，原文是“蔡为人在下中”。司马迁和陇西李家的渊源很深，因为司马氏与陇西李氏同为秦国名将之后，同样的出身背景、几代人的交情摆在那里，就连他遭受腐刑，起因也都是为了帮李家的人说话（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触怒汉武帝而受到腐刑）。因此他说李家人的好话可以打折扣来听，但坏话是不用打折扣甚至可以适度放大的，他能讲李蔡的品质不行，那肯定是李蔡的品质真的不行。
可是耐人寻味的是，他却又没有写任何一件事来证明李蔡的人品差。李蔡官至丞相，怎么可能无事可记？如果不是大事，仅凭区区小事，就能直接下结论说他人品不行吗？如果他是弄权枉法、贪污腐败乃至生活腐化之类，完全可以记啊，除非不是这些事情，而是一件或一类隐秘的、没有公之于众的、或者不方便记下来的事情，那还能是什么事情呢？
《史记》中关于汉武帝这一朝的描述，因为司马迁自己就是当事人之一，难免有他的局限性，所以对于这一段，后人往往会把《史记》和《汉书》对照着来读，仔细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别。别忘了，班固在写作《汉书》时，很多内容是大段大段照抄《史记》的，在这种情形下，二者如有不同之处，正说明这是班固认为必须要改、不改不行的！比如关于卫霍的记载，《汉书》就是基本照抄《史记》的，但是仅有的几处修改，却又都对卫霍有利！你说这让后人怎么想呢？只能说，司马迁是世家出身，与卫霍分属不同的阵营，他不愿意多说卫霍的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在写到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时，记录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母是谁，但是写到汉武帝的儿子时，太子的生母卫皇后他记了，皇二子的生母王夫人他也记了，唯独皇三子和皇四子，却提都没提他们的生母姓什么。直到班固写《汉书》时，才记录了皇三子和皇四子的生母姓李。是司马迁不知道吗？显然不可能，上一辈的皇子生母他都知道得那么清楚，本朝本代的反而会不知道？那么，位份在“良人”以下的才称“姬”，是不是因为李姬的位份太低所以不记呢？显然也不是，因为景帝十四个儿子的母亲也有称“姬”的，却都给记下了。那么，就只能是他故意不写了，这正说明其中有敏感的隐情，他觉得不提为妙。
而且就像有意无意地没有提到两位皇子的生母是李姬一样，他也有意无意地没有注明李蔡之死的具体时间。但是到了《汉书》之中，班固却清楚地记载了此事发生在元狩五年三月，看得细的人自然就会明白过来，哦，原来此事就发生在春猎之后，跟李敢的死是前后脚的事情！
可见后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过去的，因为读史时很要紧的一条就是，不光要看到写了什么，还要看到没写什么，再琢磨琢磨为啥不写，往往会因此而得到颇有意义的领悟。该写的不写，这个不写本身，岂不是也构成了一条证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