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并不新鲜的提议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撰文表示：有必要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像美元这样的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周小川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应该创造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周小川还特别强调应该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认为SDR具有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周小川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SDR为基础，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结构。
周小川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反响。国内舆论普遍是一片赞同，俄罗斯等部分国家表示支持或者理解，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大多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认为：
“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管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作为结算货币，美元无疑仍会是全球主要货币。”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随即表示他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欧盟则回应称应该保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直截了当地声称，美元地位无可争议。一时间，众说纷纭。
一般认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1.可获得性，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必须是各国货币当局完全有能力获得的货币；2.充分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国际储备货币应该有充分的变现能力；3.普遍接受性，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在外汇市场和政府间清算国际收支差额时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基于以上三个特征，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的世界各国货币中，美元最具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格。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其实由来已久，并不新鲜，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但是这种主张没有被采纳。以“怀特方案”为基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货币新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最初也是设想以SDR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在经济实践中未能实现。
二、特别提款权：超主权货币的幻象事实上特别提款权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产物。那么特别提款权（SDR）到底是什么？
1969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24届年会上，特别提款权正式创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它只是一种记账单位，而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而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SDR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补充成员国储备资产而创设并无条件分配给成员国的一种账面资产。创立之初，因为SDR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的，所以规定有含金量，最初每单位的SDR含金量定为和一美元的含金量相等，也就是说一单位的SDR与一美元等值。但是SDR并不能按此兑换成黄金，所以又被称为“纸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从1974年7月10日开始，SDR转而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确定其价值。第一阶段使用的货币篮子包括十六种货币，从1981年1月1日起进入第二阶段，改为使用五种货币加权，即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和法国法郎。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后，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在SDR篮子中的货币数量分别由等量的欧元代替。
SDR的使用仅限于政府之间，可用于政府之间的结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围内，SDR还有以下用途：经货币发行国同意后可以以划账的形式换可兑换货币；清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债务；缴纳份额；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捐款或贷款；充当储备资产。但因为SDR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成员国基金份额无偿分配的一种账面资产，所以它不可以用来支付商品或劳务款项，也不可以兑换黄金。总之，SDR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为创造，无偿分配，使用受限。
SDR未能顺利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有着深刻原因的。首先，SDR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其本身并没有价值，人们对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信心不足；其次，SDR的发行数量和分配受到限制；再次，SDR的使用范围相当有限，没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不是一种完全的世界货币。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了SDR的使用范围，并将其扩展到一些私人领域并用SDR计值来发行债券，但由于涉及货币数量和货币政策问题，绝大多数国家不能接受。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牙买加体系中将SDR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未能实现。当然，这种形势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周小川认为将SDR的使用范围进行拓宽，就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他认为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周小川认为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3.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
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周小川提出，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各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SDR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方式向有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作为其发行准备。
这四点措施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却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要考虑到前面提到过的SDR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就知道SDR扩大运用到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等领域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于创立以SDR计值的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有过实践，但结果令人失望；至于把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扩大到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像中国这样还存在严格金融管制的经济大国，其货币甚至还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如何定值？至于将GDP作为权重考虑之一，就只能让人莫名惊诧了。
此外，美国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20%的投票权，而分配新的SDR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85%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美国一家就足以否决任何对其不利的议案。所以想加强SDR的地位，没有美国的首肯，是根本做不到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建立以SDR为基础的所谓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希望。这一点想必中国政府也非常清楚。周小川之所以抛出这个观点，恐怕很大程度上还是反映了中国官方对美元资产安全的忧虑，而且很可能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