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在无奈中告别人世的那一年，他的继承者降生在遥远的英伦。伊萨克.牛顿，注定为科学而生，并以巨人的身姿，囊括了物理与天文学的所有成就，占据那个时代科学的最高峰。
在牛顿成长的时代，英国在逐渐摆脱王权与宗教的束缚，向君主立宪政体迈进，这为整个国家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也为学术的活跃提供了宽松的氛围。天才，也要适逢其时。
牛顿与苹果的故事脍炙人口，甚至至今剑桥大学里还有一株据说是当年那颗苹果树的后代，接受人们的膜拜，不过这个著名典故已经被确定为杜撰。但是“万有引力”这个天文学的奠基理论，的确是出自牛顿的名下。人类可以安然自如的生活在一个不停旋转的星球这一事实，也终于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万有引力”理论，犹如一把打开天文学大门的金钥匙，使更多的宇宙谜题得以迎刃而解。牛顿在《数学原理》中所阐述的运动三定律，也成为了力学的奠基石。
经过牛顿对物理和天文学的总结性发现，人们似乎已经洞悉了宇宙的玄机，分辨清楚了上帝创世的法则。同时代的学者不无羡慕的评价道：“牛顿是幸运的，因为宇宙只有一个，原理也只有一个，而牛顿发现了这个原理。”
果真如此吗？那么，两百年后，爱因斯坦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
牛顿将整个宇宙看做是一部精密的仪器，按照一套法则有规律的运行，与其说上帝是一个具有人类形象的全知全能者，莫不如说就是那个至尊的宇宙法则。但是，这无限宇宙中的一切，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最初的那一刻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泉涌般贡献出那些伟大发现后，牛顿受困于此，在这套机械理论框架内，牛顿也找不到答案。那只能理解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为宇宙赋予了“第一推动力”。
“在这个深邃的宇宙中，那些优美的行星系统，只有在一位睿智、有力的造物主控制下，才能有序运行。”牛顿在著作中写道。
牛顿开始转头钻研起《圣经》，视其中的语言代表神的旨意，希望可以从中得到答案，或是某种慰藉。牛顿在他晚年，撰写了大量的神学作品，甚至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他的科学专著。
一个几乎已洞悉一切的巨人，最终却无法挣脱奥秘无穷的困惑，一代代科学家，也都难以释怀发现的越多，疑问越多的现实。正如牛顿自己所言：“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发现一颗圆滑的石子或漂亮的贝壳，并满心欢心，而那真理的浩瀚海洋，依然在我们眼前，未为世人知晓。”
核物理学还要再等待两百年才会问世，在那个时代里，牛顿不可能提出“大爆炸”这一解释宇宙之始的理论。而即使是在当代，“大爆炸”理论犹如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基本属于假说范畴，科学家们正在不懈的寻找着证据。
牛顿困惑于自己的发现，而他的发现，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已经是超额的贡献。作为人类的整体而言，无法理解牛顿的困惑，也不必都要遵循科学巨人的思维。这些已经问世的科学，可以使人们更加理性的看待人生和世界，而不必像以前那样，事事听从教士或牧师的指令。
艰难摆脱宗教束缚的英国，造就了牛顿这一科学天才，也凭借他的伟大发现，逐渐走上强国之路。牛顿在世时，便已得到了无尚的荣誉，这与伽利略在意大利的遭遇呈天壤之别。
1727年，牛顿以85岁的高龄辞世，被安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与帝王同列。诗人亚历山大.蒲伯为其撰写了墓志铭：“自然及自然的真理隐匿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于是一切清晰可见。”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们在不断的拓宽人类的视野，《圣经》的权威性正接受着连续不断的挑战。苍茫宇宙和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机理，都在理论的层面上，一点点的清晰起来。宗教意识涵盖一切，指挥一切的信仰时代，已经渐为翻过的历史，理性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最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