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严格地说,王安石所进行的谈不上是变法,他压根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他不过是在维护原有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社会改良。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不动摇皇权根基的情况下,仍难以实现进步的理想,可见社会发展演进,在统治利益集团的把控下何其艰难。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内外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某种程度上,内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变法之初,各种客观条件应当说已经十分理想了,最高统治者的神宗皇帝充分信任,及时赋予王安石必要的职位和相应的权力,建立机构,允许其自主调配需要的人手,同时鼓励王安石放开手脚去干。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不乏意欲革新者,但没有人有过王安石这样宽松、独立的条件,如此优裕自由,为什么最终还是失败了呢?
第一个我们不能不提到反对派的阻挠和掣肘。在一场新的社会变革面前,出现唱反调的人,这是必然的,社会统治的选择无非两种,一种吐故纳新,另一种则是维持现状。具体来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势力,并非想法与初衷完全一致,这些人大体又可以分作这么三类,一类属于朝中元老重臣。这部分老臣品德上没有什么问题,受儒家教化很深,心系大宋江山社稷,担心弄巧成拙,因此坚持以维持现状稳妥渐进为选择。这中间以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为代表。但当圣上决意支持王安石要革新时,他们或者缄口不语,或者敬而远之,充其量也只是袖手旁观。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变法成败的影响并不大,相反,这些人是最易争取到手的一股力量。可惜王安石无视这一点,鲁莽草率地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去,使原本能够利用的可贵资源变成了改革的真正阻力。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私交不错,他从朋友善意的愿望出发,曾三次写信劝说王安石,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拒绝怒斥,那篇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明显看得出王安石的愤怒与火气。面对如此盛气凌人的老伙计,司马光还能再说什么,只好退避三舍,闭门去编纂他的《资治通鉴》了。欧阳修曾是王安石的伯乐,从内心讲他也不大赞同王安石如此伤筋动骨去干,但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去阻拦,只是提出退休,大臣冯京请求朝廷挽留这位老臣。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曾无私荐举自己的前辈,王安石不知引以为友,竟绝情地与之划清界限,肆意诋毁道:欧阳修依附韩琦,这种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富弼因为反对实施青苗法,已经被解除了使相之职,王安石仍不解心头之恨,指责他为共工、鲧一样的恶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老宰相文彦博发表了一点个人的看法,奏疏中称市易法是与百姓争利,王安石恼羞成怒,压下奏章不呈报皇上,将文彦博外放作地方官。
另一类反对者是王安石真正的政敌,属于完全的**********者。自王安石新法筹备与颁布之初,直至实施过程中,这伙人便不断上书攻击,与改革派展开唇枪舌剑,闹得不可开交。御史中丞吕诲罗列了王安石新法的十大过失,全面否定变法。好在当时神宗皇帝还充分信任王安石,把大放厥词的吕诲放逐外任,赶走了这个聒噪者。
第三类反对变法的人,是被新法侵吞了利益的皇亲国戚和官僚贵族势力,这部分人的反对应当是在预料之中的,只是王安石没有去做必要的解释和安抚工作,一意孤行的结果,使这股势力越来越把新法当成了洪水猛兽。
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正是,王安石极差的政治修养和低劣的处事作风。前文我们曾经讲过,一朝入朝得天子信赖授之以大权,长期在地方任职的王安石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宛若身生双翼,一副傲视群小要驾长风破万里浪的骄横模样。在这样一种轻浮自负的心态支配下,王安石仓促踏上了他的变法之路。期间不讲政治策略、不争取大多数的支持、无视潜在的阻力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徒有理想,一味只盯着为皇帝赚来银两,加之个人修养不到位,简单粗暴地面对出现的问题,不辨是非、不分忠奸,宁愿把自己弄成一个孤家寡人。林语堂这样评价王安石:“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在朝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许多大臣对王安石的个性有了看法,侍读孙固对神宗皇帝说:“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王安石很有文采,做个副职或者参谋谏官合适,但宰相需要进退有度,而王安石个性狂狷心胸狭窄,缺乏容人的雅量。事实正如此,王安石在与同僚议事时,常常盛气凌人,动辄唾沫飞溅。司马光讲:介甫“及宾客僚属谒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弗色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王安石即使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商量事情,凡迎合他的人便表现出亲近,稍稍与其意见相左,便怒目相向,要么厉声斥骂,要么建议皇上将其逐出,连让人把话说完都等不及。简单、粗暴、蛮横、无礼,唯我独尊,喜欢一言堂,只愿听好听的,这其中哪一样符合一个成熟稳重政治家的要求。连他的好友曾巩也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
刚愎自用的结果是,王安石凭借手中的权力采取了“一刀切”的非理性手段,将凡是对新法持异议者一律逐出朝廷,凡为新法叫好者,不管能力大小、人品优劣,良莠不分地招致麾下,最恶劣的是连一些明显是投机钻营的小人,他均请到身边委以重任。“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宋史》记载,王安石在最得意忘形的时候,不近人情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像一头丧失理智的烈豹,“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对曾助其立身扬名的吕公著、韩维,无私推举他的欧阳修、文彦博,提拔他来天子身边任职的富弼、韩琦以及与他友情深厚的司马光、范镇,王安石统统视作敌人加以排斥。苏轼对王安石的“独断专行”稍稍表示了一点意见,王安石即授意御史,用捏造事实的手段加以报复。
这样一种极端偏执的个性,在其实施新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面对现实稍有收敛,反而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司马光在为神宗皇帝起草的御批文字中出现新法实施后“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的字样,王安石当即大怒;韩琦规劝皇帝暂停青苗法的推行,神宗尚在斟酌之中,王安石闻风便以辞职相要挟;熙宁四年(公元1070年),京东路、河北路发生暴风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异常恐慌,神宗皇帝批示中书省暂缓变法以应对突发灾情,王安石生怕影响他的变法,擅自强行扣住诏书不发。
一项艰难复杂的社会变革,最终由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带着一帮乌合之众来强推硬上,怎么可能成功?于今我们冷静地来分析,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这场所谓变法,国家的面貌改变与否已退居其次了,王安石首先把自己弄成了一个自负、专断、狂妄、目中无人的“暴君”,一个要凌驾于天子之上的说一不二的“太上皇”。——客观地讲,王安石绝无篡国的念头,是他浮躁的个性与政治上的极端不成熟,导致了人们的猜疑与不放心,他的失势与倒台几乎成了人心所向的事。苏轼的父亲苏洵写了一篇《辩奸论》,指出“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王安石当做北宋亡国的始作俑者,原因就在此。
这就直接引来了变法失败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原因,皇帝泄气了,不再给他全力的支持了。作为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宋神宗赵顼当初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变法,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改革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遗憾的是王安石徒有胆量而缺乏应有的谋略和完备的人格修养,一本能够救国济民的“经”让他越念越歪。赵顼作为天子应当说是很够意思的,一再迁就甚至谦让着王安石,而王安石没有很好地利用天子的这份礼遇,辜负了天子的期许和厚望,拿赵顼的宠信宽容当做了任意挥舞的棍棒,到头来不仅使自己作茧自缚,也让神宗皇帝的处境一天天地难堪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宽容度是极其有限的,国家的盛衰、黎民的苦乐固然他会心系之,但他取舍的标准,永远是以座下龙椅的稳固为首要依据,当朝野上下针对王安石的叫骂声纷至沓来不绝于耳时,牺牲一人而平复众议与谩骂,稳定人心,这就成了天子必然的选择。
最后还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多少也缘于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