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45年，管仲走了。临死前需要交待的都给主子交待了，该提醒的也都一一提醒过了，完全是一副鞠躬尽瘁的模样，完成了千古贤臣的自我描绘后，溘然长逝。
历史如其所料，在管仲的身后一次次推波助澜地颂扬着他的贤能和美名，不断彰显着他的难以企及。同时仿佛冥冥中蓄意巧设，易牙、竖刁等作乱让春秋一霸的齐桓公困饿死于宫中，“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的五个儿子都想接大位，公子无诡胜出，太子昭逃到宋国，此后近百年间祸起萧墙、骨肉相残，齐国的国力与威望一落千丈，而坟墓里的管仲却如同一座巍然耸立的大山，愈加令人敬仰。
孰料，正在人们交口称赞的时候，管仲死后约一百年，鲁国出现了个孔老二，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不和谐音：“管仲之器小哉！”不愧是圣人，抓住了软肋，一刀刺到了命门上。为什么孔老夫子说管仲玩的是小儿科而终究谈不上是大气之人呢？对于聪明人，这不难猜想，一是管仲有条件帮助齐桓公一统天下，而没有胆略与胸怀去做，仅仅满足于区区齐国的小富即安和在诸侯间的话语权。二是管仲不讲大义，唯利是图，过于功利主义，缺乏精神层面上更高的追求，境界明显太低。三是管仲过于追求个人享受，生活奢侈，不知俭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四是即使齐桓公不想称王统一，完全可以借你们的威望和力量，帮助周王室实现复兴嘛，管仲你竟不为。管仲一生恐怕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尊王”也只是为了“攘夷”的目的，而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恢复周礼。
后人有将管仲归之于法家，其实管仲什么家都不是，勉强要给其安一个家的话，只能称作“实用家”。管仲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什么理论、学说、思想，在管仲这里都绝不会教条地照搬或者生硬地套用，——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改良者其败因均在拿一种理论当做灵丹妙药。管仲因人而异、因事而变、见机行事，以达目的为总原则，他从不会为了所谓的“主义”而横刀齐砍，牺牲既得利益。他留下的一部《管子》，几乎全部是在教你怎么做而非教你怎么想和怎么说。诸葛孔明以管仲为师，不是欣赏他的学说如何高深而是叹服他的手段何等高明。“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人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性，不为名即为利。在管仲的人生哲学里，目标一旦确定，可以声东击西，可以瞒天过海，可以偷梁换柱，可以阳奉阴违，可以卖友事敌，可以拉大旗作虎皮，你说是奸诈诡计，我认作机敏睿智。这就是管仲，一个精神层面与奸佞之徒几无二致，但执政实践中做得天衣无缝的大政客。
孔老夫子讲人可以饿死，但不能失节、失义、失礼，要力求做个信仰和精神上的完人。管仲不这样认为，管仲可以沾友便宜，可以临阵脱逃，还会叛主事仇，最终借圆滑世故成就治国牧民之大业。那我们不妨也实用一回、实事求是一回，纵观管夷吾的一生，我们甘愿送给他一顶“千古第一能人”的桂冠，但无法奉其“春秋第一贤相”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