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却被人看成“傻子”，乔安山可以不在乎；坚持原则却被批评，乔安山也可以不说话；但主动救人却反被诬陷，乔安山就难以理解了；至于培养了雷锋的领导被造反派打弯了腰，乔安山就更难以接受了。刹那间，满城都是新潮的流行歌曲，满街的人都说一切得向“钱”看。“邓丽君”来了，那么“雷锋”就得走了么？
乔安山不明白这世界是怎么了，是哪里出了问题？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找不到可以解释这些的理论。他迷茫，他惶惑，他只能一次次来到雷锋的墓前，问问班长：这是怎么了？
“文革”中的我和“雷锋”
自叙
淑芹怀孕的时候我就听单位里的人议论，说全中国在发动“文化大聋命”，还有好多红卫兵开始全国各地的走，叫“串联”。后来本溪也开始了。
但我们641工地在山沟里，就好像封闭在山沟里的桃花源，外边已经闹得很热闹了，我们还是正常的施工，只听工地上看报纸的人说些报纸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我们队里也没什么变化，照旧出车。
报纸上整天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虽然我没文化，但也能简单看出来报纸上大标题的变化了：今天揪出谁了，明天又揪出谁了，都是这样的事。
儿子刚满月，“文化大革命”就慢慢的波及到了我们工地上。工地上居然也有“造反派”了，造反派又揪出了“反革命”、“走资派”。
造反派都很神气，组织开会，批斗，口号喊得震天响。仔细一看，这些人我都熟悉呀，造反派的头头，就是我们辽阳兵，原来就是十团的。
我的老领导、工程总指挥刘副政委成了工地上被揪出来的最大的走资派。
雷锋被团里树为典型后，刘副政委就专门负责对雷锋的培养、教育和帮助。当时团里有规定：重要的事情，雷锋要直接向刘副政委请示、汇报。雷锋就是他培养、教育起来的。刘副政委比雷锋大二十岁吧，他像一位长辈一样对待雷锋。
刘副政委对雷锋特别好，雷锋经常去他家，就好像自家一样的熟悉。
我经常听雷锋提起刘副政委，说他又对雷锋提出什么学习《毛选》的新要求了、又借他看什么书了。他还说过一件巧事：雷锋被地主婆砍了三刀，在他手背上留下了伤疤，刘副政委手背上也有三道伤疤，是被富农的儿子砍的，雷锋说，俩人是一条藤上的旧社会的苦瓜。
我们战士不相信，以为伤疤的事是他编出来的，还偷偷地去看过刘副政委的手，果真如此。
听说，刘副政委过去是抗日时期的武工队队长，在战斗中荣立过一等功！这样的老革命，雷锋的培养者，他怎么就成了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了呢？！
每次批斗，刘副政委他们都被造反派强迫着弯下腰，脖子上套着大铁链，链子上吊着大木牌，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走资派”、“阶级异己”等，人名上面划了一个黑色的粗粗的“×”。牌子太沉了，他们的腰越弯越低，人都快弯成虾米了！我看着台上的那些熟悉的人，我脑子有些发懵。台上的造反派手里举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他们指着刘副政委说：“他是个披着红色外衣的走资派。他在雷锋团做了不少坏事，他欺骗大家，雷锋根本就不是他培养的，雷锋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那是伟大的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雷锋自觉的坚持斗私批修的结果。雷锋是谁？雷锋还用得着你来培养么？！”
台上都是一些老领导，老革命，我挤在人群中，看见他们的头低下了，腰弯下了，但脸上始终带着一幅冷漠和不卑不亢的神情。
这神情激怒了造反派们，那个造反派的头头开始歇斯底里的冲着台下的我们大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同志们，我们学习雷锋，学习雷锋的造反精神，我们向雷锋学习，夺过鞭子揍敌人！”说完，就解下三寸宽的皮带动手了！
我一听造反派们喊着“学习雷锋”去动手打人，我血都涌到头顶了！
我的老班长，啥时候把鞭子对准过同志？！
我在会场跳起来喊道：不能打他们呐！
周围的几个同志连忙捂住我的嘴，连拖带拽的把我弄回了家。回到家，我气得全身直发抖，怎么能这么干呢？把刺刀对准了自己的领导，还以学习雷锋的名义，我大哥在九泉之下还不得气晕过去呀！
大家把我好一顿劝，说：你这个时候冲上去，也会被作为保皇派一起打，能起到什么作用？
淑芹头一次见我发这么大火，吓得抱起孩子躲在一边哭，孩子也哇哇的哭起来了。
看到淑芹和孩子，我的心软了。如果这帮家伙真的把我也按到台上批斗起来，那孩子咋办？淑芹咋办？
可是想想台上弯着腰的刘副政委，就这么打，他的身体撑不了多久的。
那是老领导，是培养了雷锋的人，是抗日英雄啊！
当天晚上，我压住了心里的怒火，去“造反派司令部”找那个辽阳兵造反头头说情，想求他把刘副政委放出来。结果没想到，他们反把我给教训了一顿，说我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说我是“逍遥派”！我看实在跟他说不清了，就咬牙忍着怒火回家了。
过了几天，工地上派我去铁岭拉施工用料，我突然想起来，韩政委在铁岭的六工区当政委，只有他能救刘副政委。我就趁着晚上天黑，把刘副政委从造反派关着的仓库里偷出来，送到铁岭韩政委那去了。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告诉淑芹，如果我10天还不回来，就带着孩子回铁岭娘家。我没告诉她刘副政委的事，怕她担心。淑芹看着我不说话，眼泪直往下流。
刚开始刘副政委说啥也不走，他怕连累我，也不想离开他的岗位。可是他的身体的确不行了，我扛起他就上了车。
走的时候，我有点悲壮。因为我不知道这到底要犯多大的罪。照我的想法，我觉得我做的没错，刘副政委是好人，他对雷锋好，雷锋也说他好！
我相信他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不离开641工地，他就要被打死了。他不该受这个罪。
后来，工地上的造反派找了我几次，但我就是不承认，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很快，641工地被军管了，刘副政委又回来当了领导。这事就算过去了。
手记
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里，“雷锋”成了乔安山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
雷锋活着的时候是他的好大哥，雷锋离开了，依旧能够做他明辨是非的航标灯。
乔安山所说的刘副政委叫刘家乐，出生于1922年，山东招远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武工队队长，出席过山东省军区英模代表大会，荣立过一等功。1960年上半年调入雷锋生前所在团，任团政治处主任，同年11月担任副政委。
韩万金，1925年生于山西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对于乔安山来说，雷锋就是他明辨是非的标准，而对于多数群众来说，毛主席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毛主席题了词的雷锋，是永远不会被颠覆的。
不是为了赎罪
自叙
1969年，由于工作调动，我离开本溪，来到抚顺国营725库当了一名运输司机。
1972年，铁岭运输公司也需要司机，考虑到铁岭是淑芹的老家，离辽阳也不远，于是我和淑芹就又到铁岭安了家。
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当我和淑芹领着两个儿子，带着简单的家当，来到铁岭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一片轻松。铁岭是个小城，城中心有座山。人口不多，很安静。我可以在这里，一切从头开始。
在铁岭城北一栋土楼里，我有了26平方米的房子。搬进新家的第一天，我就在迎着房门的那面墙上挂上了雷锋的照片。我要让老班长看着我转业之后的生活。虽然到了地方，但我还要像在部队里一样，自己要做好，不愧对老班长。
我跟单位领导说：你们看了我的档案了吧，我是雷锋班的，我是雷锋的战友，请你们替我保密。
在铁岭运输公司车队做司机，我主动要求开队里最难伺候的9米长的大挂车。后来又开上了长途大客车。
转业后，在地方上开车，我开始不太适应，感触也很多。
由于我是老司机，开货车拉货的时候，队里总让我带年轻的徒弟一起出车。开大货车，一跑就是上百公里，路上吃饭、住店我都挑最便宜的。
徒弟们对我教他们学技术都很满意，因为我对他们非常严格，把他们都当运输连的战士一样的要求。我希望他们尽快出师。
但出车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苦。别人出车在外，吃住都按照队里的最高标准，我却总跟队里的最低标准找齐，有时候还低于最低标准，拉着他们住几块钱的大通铺。背地里有徒弟说我“傻”，说我脑子僵化。
我开长途客车的时候，车队里也会有一些让我不那么舒服的事。
20世纪70年代后期，老百姓出行还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郊区和农村的老百姓，进城就靠等长途客车。由于运力有限，所以一个座位，甚至是能不能上车，乘客都要经过一番争夺。有时候，我的车在站里等着发车，这边车厢还没打扫好，那边候车室里的乘客就排成了长龙。有的农村老百姓更苦，为了进城赶一趟车，头天晚上就来到候车室排队了，冬天的候车室里冷得都能看见哈气，他们就裹着棉大衣睡在候车室的长椅上。
但是就有不公平的事：往往头天晚上就来排队的乘客，却不能首先进站上车！有时候，还没开始检票呢，乘客都在检票口挤着，等待检票。我刚把车门打开，准备打扫卫生，呼啦一下就上来七八个“关系户”，都是车站职工的亲属，甚至还有领导的亲属，他们大模大样的上车，挑个靠前的好座位坐下来，等着开车。
我心里气呀！因为这个，我跟站长吵过，也被批评过。但更多的人都说我傻，甚至有个传闻，说铁岭运输公司有个怪人，从部队来，什么事都跟别人过不去。
我嘴笨，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单位的事，我回家也不愿意跟老伴讲。夜里经常梦到雷锋，梦到他微笑着对我说话。我很想部队，想班长，想过去的生活。
难道我这么做真的不对吗？慢慢地，我想明白了：
雷锋只活了22岁，多么短暂，可是，在这22年的时间里，雷锋为别人做了多少好事呀。作为雷锋的战友，我有责任去延续雷锋有限的生命，继续他“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寄托哀思，报答雷锋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