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饭碗和尊严
开林小声嘀咕：“一点新闻工作者的尊严都没有。”
朱主任听见了他的嘀咕，笑了笑，问：“给你两样东西，选一样。一样叫尊严，一样叫饭碗，选吧！”
季子川在麦立先的清荣斋喝茶品酒之时，旧城电视台新闻中心专题部的办公室里，“一石厂报道专题组”正在讨论下一步的报道方案。
专题部的朱主任最后一遍看了手表，然后用圆珠笔敲敲桌面：“不等了，咱们开始开会。季子川另有报道任务，这会儿赶不回来。咱们不等她了。”
坐在他身后的实习生小声议论：“季老师有任务怎么不带上我呀？我前天还求她来着，她也答应了。”另一个说：“有任务，怎么摄像都在？她自己带针孔（偷拍机）去了？”前面那个带了哭腔：“我天天就等着偷拍的机会，又错过了。”
朱主任往后看一眼，不耐烦地提高了声音：“开会！参加过报道的先说说你们的想法，谁想好谁先说。”
跟着季子川扑现场的摄像王凯先发言了。他一肚子不满：“季老师有任务，怎么自己去了？”
朱主任瞪他一眼：“季子川有任务还非得叫上你呀？别说废话，说，说点有用的，时间不多了。下午还有现场。”
王凯嘟着嘴，接着说：“这三方谈判不让媒体进去，往下做什么？不知道。编导让我拍什么，我拍就是。”
朱主任理都不理他，眼不抬头不动：“编导说说。”
男编导开林早有按捺不住之势：“我拍了一些静坐老职工的采访，绝对震撼。主任，我放给你看看？”
朱主任：“放。”
开林把对编机的线接好，把带子倒到点上，一桌人围了过去，开始放带。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女职工代表，可以看出正是在市政府谈判时第一个发言的肖正芝。她情绪异常激动，对着镜头说：“我叫肖正芝。我和我爱人都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是50年代的大学生。最初这个厂在北京，是由国民党时期的一个老厂改造过来的，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后来在他们手中搬到了南岭江南虹山脚下。当时虹山是一座荒山，整个江南区都不存在，方圆十几公里也只有这么一个厂。最初他们把厂房建在山洞里，后来这些山都被挖走了，厂房也露了出来。这些山上的每一块土是怎么挖走的，我们这些老人一清二楚呀。你去问问他们，讲起这个厂，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可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厂开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就要救厂呀，可是，那些人，却开始卖厂。
“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前年，厂里老人集了些资，让我拿着这些钱去北京告状。我去找我们老同学，可是，记者同志，当我一走进老同学家，我就愣住了。那个家呀，完全是一个深宅大院。老同学出来接我，我却忍不住大哭了一场。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至今搞不明白，社会主义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的同学和我们这些战斗在一线的军工人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差异。他们这些为国家做了一辈子工作的老黄牛，现在真的必须为资本家卖命吗？我反复问他，咱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吧？”
肖正芝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看带子的实习生也发出隐隐的抽泣。朱主任顺着抽泣看了一眼，问男编导：“这儿，连电视工作者看着都抽搭上了，还能放给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吗？你想干吗？控诉社会主义？”
开林看着朱主任：“不能用？”
朱主任眼都不愿抬：“你是新闻工作者吗？社会责任你不懂吗？给党添乱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事能干吗？谁还有想法？说说吧。”
开林想了想，告诉朱主任：“我确实有些想法。”
朱主任：“放开说。咱们现在是关起门来说，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就出不了这道门。”
开林索性说了起来：“这一石厂的案子确实复杂。如果是单纯的事故调查，那就好办了，跟着调查组的结论走就OK了。可是现在，又出现老一石厂工人静坐的事。虽然静坐一事被南岭捂盖子捂住了，可网络上已传开了。我们要是不跟上报道，是不是会被骂死？”
朱主任：“说办法，别抒情。”
开林：“有几层关系要理清。”他说着走出座位，走到一块白板前，拿起一根白板笔，画了一个三角形，又在三个角上分别写下：可利、外贸、川汇，在三角的正中间写下：一石厂。写完后，他用笔尖指着他刚画的三角，问：“谁能说清楚这三个公司是什么关系？五年期间倒腾了三个公司，为什么？第三个疑问是……”
朱主任：“打住，打住。请问你是要做焦点访谈，还是要做新闻调查？”
开林：“即使是做新闻专题，也是可以再深究一下嘛！”
朱主任：“新闻，是什么？新闻就是今天发生的事，今天报道。明天才报道就成了旧闻。因此，新闻专题就是把今天发生的同一事件中的若干个小细节组合起来报道，就是我们要做的新闻专题。这点，还要讨论吗？OK，不用了。那么，一石厂爆炸事件已经发生三天了。第四天，我们还要做这个事件，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一个实习生在后面怯生生地小声说：“该说说一石厂的工人都已经回厂了，又开始安居乐业了？”
朱主任顺着声音来了个大转身。他看到了那个一脸怯懦的实习生：“哎！对了，实习生说对了！我看你是块当新闻中心主任的料。”他回过头看看各位编导和摄像们，“简直不如一个实习生。端谁的饭碗替谁说话，这叫什么？这叫基本的职业素养！别给我整那些个时髦的揭黑调查。你查得下去吗？你查了，能播得出去吗？别整没用的，整点实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