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崔长青很难堪，他不得不对省长实话实说：“老厂技工学校的一千名学生，还有虹山区两个中学的同学们都来了。”
刘云波看了看表，到时间了。他点点头，又问了一句：“一石人在哪边？”
崔长青答：“来得不多。”
刘云波不动声色地说：“你条幅上写川汇南岭工程，老一石人会来吗？”又问，“家属都来了吗？”
崔市长身边的秘书替答：“到现在，来了五家。”
不到一半！刘云波心里一震，却没有说话。他跟随着领位的人站在安放烈士遗体位置的右侧，在哀乐声中低头默立。老一石人竟然没来，他们的决绝和对追悼会的冷漠让刘云波感到阵阵寒意。
张天芳低声问刘云波：“崔市长问你讲不讲话？”
刘云波摇摇头，无言。
从刘云波往下数，数到第二十个人，是一位引人注目的男子。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皮鞋锃亮，雪白的衬衣上吊着一条十分考究的黑色领带，领带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领带夹，上面印着川汇集团的LOGO。此人就是麦立先。他身边的秘书也是如此正装打扮，两人在追悼的队伍中很是引人注目。他此时拿的是商界精英的派头，自觉地隐藏了大学教授该有的内敛和含蓄。其实，他的教授身份早被他雪藏在心了。
刘云波用余光看到了麦立先。他不得不承认麦立先是对的，正装出席追悼会是最恰当的。自己却同所有的南岭人一样，在仍然炎热的初秋穿了白衬衣，来给遇难者送行。
麦立先的装束令南岭和旧城的大小官员多少有些难堪，明摆着是在提醒他们，他们忽略了不该忽略的细节。尽管汗珠已经开始挂在麦立先的额头上，但他一脸的凝重和悲伤就好像他是死者的家属。他是在告诉所有人，他对十四位遇难者的尊重，他对这个场合的重视，也告诉所有人，他和遇难者的关系非同一般。
哀乐声中，十四具盖着党旗和花环的黑木棺被士兵列队依次抬到场上。场下的学生哭成一片。站在左边的家属中有人哭天喊地，放声大哭。
追悼会最重要的仪式是向遗体告别，就是活着的人向死者的遗体默哀致敬，和死者见最后一面，以示告别，从此天上人间两相念。然而，今天的告别仪式却没有开启棺盖。
十四具棺木中，只有一具完整的遗体。人们不敢也不愿去想象如此惨烈残酷的事实。十四具棺木在哀乐声中凝重地落地，却把这个残酷的事实推到了人们面前。哭声伴随着哀乐声，突然如平静的海面汹涌起冲天的波涛。
崔市长在这片悲痛的海啸声中念完了悼词，接下来的三分钟默哀变成了痛哭的汪洋。
在季子川的镜头里，崔市长背后的残骸相当醒目。此时，那块乌云遮蔽了崔市长方位的光线，一道强烈的光从乌云的侧翼挤出，正洒在面目狰狞的残骸上。如此惨烈的现场，想起那晚，现在躺在棺木中的十四个人是以怎样的心情奔赴了这样的现场？
霍弗说过，对于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在这类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要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这个叫生命的东西不放。
棺木中的十四位烈士在氯气泄漏的一刹那，选择了放弃生命。这个选择产生于强烈的归属感吗？他们的归属感在哪里？是国家、集体、荣誉、责任？是这些吗？是什么可以让人放弃生命？或者仅仅是一刹那的慌乱，失误的判断？他们以为泄漏是常发生的事，想办法堵上就行了。谁也没料到一场致命的爆炸突然发生了。他们并没有选择。
痛哭声中，再次近距离地看到氯气罐爆炸的残骸，季子川思考着生命和放弃的关系。
霍弗是一位码头工人哲学家。他对位于社会底层的群众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他曾经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为例，剖析了无归属感的人是怎样的贪生。那个砍死了两位老人的大学生，虽然他以残忍的手段砍断了自己和人类的正常联系，然而他却贪恋着生命。那段著名的独白是最典型的表达。他自言自语道：假如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一块只能够立足的悬崖上，周围是大海、无尽的黑暗、无尽的孤独、无尽的暴风雨，即使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即使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任何好死都不如赖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