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我国终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的经济改革由此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自那时迄于现今，我国比较重视规范财产流通关系的法律，现有的三个合j同法（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及若干合同条例，以及正在起草的统一合同法，均属于债权法。而规范财产归属关系和利用关系的物权法则极不完善。我国现今除所有权外，尚无关于定限物权的系统的立法，也没有物权这一概念，使财产关系的法律调整存在严重缺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仅有所有权制度而无完善的系统的物权制度的局面；已远不能适应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因之，制定完善的物权法，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步骤。迄于现今，制定我国物权法，已经成为我国民法理论、司法实务及国家立法机关之一重要共识。
二、中国物权法的立法方针
从法制史上看，任何重要法律的制定莫不有其立法方针、立法原则或指导思想。物权法为近现代各国重要民法制度，其制定自然也不能例外。物权法的立法方针，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限于篇幅，兹仅提出以下四点，供立法机关参考。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物权法为规范财产归属关系和利用关系的最具固有法色彩的法律制度。因此制定物权法，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所谓中国的实际，其最根本者，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正是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的物权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有制的物权法，土地、矿藏等生产资料和重要生产工具实行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等财产享有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所有权，及严格禁止土地私有等等。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还要求我们依中国的实际而建立各项物权制度。例如，关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宜根据我国的实际并追随现代法律发展的潮流，而采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之结合，而不采德国民法所谓物权变动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关于用益物权，宜以物权关系固定农地使用关系，称为农地使用权；宜以物权关系固定国有土地和农村宅基地使用关系，称为基地使用权。此外从我国的现实出发，还应废除习惯法上的典权，等等。
（二）面向21世纪。我国是在20世纪即将降下帷幕，21世纪即将开始的新旧递嬗之际制定物权法，因此这部物权法除须反映我国现实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外，还应将视角着眼于21世纪，即制定面向21世纪的物权法。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那时我国势将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社会关系势将更趋复杂，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也势必会层出不穷，纷至沓来。有鉴于此，如何使这部物权法能应付裕如的适合于21世纪，也就成为我国物权立法之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其中尤其对于物权法定主义，必须表明立场。
物权法定主义，其目的非在于僵化物权，使物权的类型与内容嘎然截止在立法之际的门槛内，局限于立法当时所确定的物权类型的藩篱里，由此阻止法律的发展。相反，它旨在通过固定物权的类型与内容，来限制当事人任意创设具有对世效力的新的法律关系，从而达到使物权关系臻于明确、安定之目的。但这并不排除于必要之时，可依补充立法或法官造法的方式，创设新的物权。因为唯有如此，物权法才能与时俱进并因应社会的需要而不至与社会脱节。概言之，物权法定主义，我国固应继续维持，但为使该主义不至陷于僵化而与社会生活之需要发生龃龉，乃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有条件的承认社会惯性上新产生的物权的适法性，即采物权法定主义之缓和。
（三）注意物权法的发展趋势。鉴于物权法，尤其是其中的担保物权法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出现了国际化的潮流与发展趋势，故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必须对此予以关注，尤其应当注意借鉴各国家和地区关于担保物权的共通性规定。如关于各种特殊抵押权——共同抵押、财团抵押、企业担保、证券抵押、最高限额抵押的规定，以及关于各种特殊留置权的规定，等等。关于用益物权，应注意借鉴现代各国关于空间权的规定，规定空间得为权利的客体，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空间f所有权、空间地上权及空间（地）役权制度。
（四）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的立法思想，同时兼顾社会公益。民法自罗马法以来，有所谓本位问题。民法的本位，亦即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或基本任务。由民法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物权法为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有所谓本位问题。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注意各国家和地区物权法本位问题的发展潮流，我国制定物权法，似应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的立法思想，并同时兼顾社会公益。
前面已经谈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既无完善的物权法律制度，同时也未真正进行过这方面的立法。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乃相继制定了若干重要民法制度，尤其是1986年颁行了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完全是以权利本位作为中心的立法。当然，民法通则此外也有体现社会本位思想的规定，如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关于权利滥用的禁止原则，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的无过错责任等等。这些均无不表明民法通则在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法人民事权利的保护的同时，也提出了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要求，不允许滥用权利以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益。毫无疑义，我国制定物权法，应当继续坚持这一立法方向。
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为权利主体直接支配财产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恒涉及权利主体以外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自近代以来，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物权思想的发展轨迹是：由个人主义的物权思想到团体主义的物权思想，再到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协调发展的物权思想。
18、19世纪近代肇端之初，欧陆各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激荡并达登峰造极之程度，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得到了空前的承认与解放。在这种氛围下，物权立法系以个人主义作为立法的中心，结果形成称之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的财产所有权绝对原则，“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当时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但至19世纪末，因支撑物权法律制度的社会物质基础发生变迁，时移势易，物权观念遂由个人移向社会。认为物权之终极目的不全在保护个人之自由与权利，同时对于整个社会之发展与人类的生存，亦应兼顾。于是物权立法遂由个人主义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主义、团体主义为中心。但是，社会主义的、团体主义的物权立法思想，其初衷虽然在于匡正个人主义权利思想之缺失，但这一思想本身犹如带有两面锋刃之利剑，如用之不当，适足以抹杀私人财产权，戕害个人自由。因此新近以来，学说遂倡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协调发展的物权思想。这一思想，不独是现代物权立法思想的主流，而且也必将成为21世纪物权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关于此，本书将于“所有权通说”一章作详尽论述，于此不赘。
我国的情形与上述欧陆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显不相同。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曾有过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传统（这种封建专制传统的显 特征是重公权益，轻私权益，对庶民个人的利益缺乏严格的保护和依法调整的观念，国家利益是地主、官僚、贵族利益的集中体现，是至高无上的。而私权益即庶民个人的利益却受到严重漠视。譬如民间发生财产纠纷，法律认定为“细事”、“细故”，一般采取调处解决，而无须告官，即使经官也缺乏严密的法律调整，经常是援引习惯、礼制进行判决。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主法制建设上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太革命这一段，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否定个人利益和权J利，近乎彻底的社会本位，故而致我国现今权利及权利保护观念，不甚发达。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和现状，建议制定物权法时以权利本位作为立法的中心，于此基础上兼顾社会公益。关于此，本书第七章将作详尽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