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到温县湨梁村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司马柳树妈。那天，一大早从县城出发走到湨梁村大队部时，天已经过中午了。四月天，太阳虽然不太热，但由于我急着赶路，走得满头大汗，心里直发慌。驻湨梁村工作组组长老靳见到我，嘴里“咝咝”地吸溜一下口水，不轻不重地说：你是专门赶来吃饭的吧？说完径直往大队院外走了。快到大门口时，才头也不回地又说了一句，跟我走吧。就出了院子。
老靳是山西人，个子不高，微胖，经常穿着一双旧皮鞋，据说是解放县城时从一个死去的国民党连长脚上脱下来的。1945年豫西北没解放，他就参加了地下党，配合八路军太行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解放后，他在县政府农工局工作，我工作的县文联和他在一个大院。大概是做地下工作时间太长的缘故吧，老靳对谁都很戒备，脸上带笑的时候不多。我和他虽然是熟人，但没有啥交往，心里也并不喜欢他。现在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又晚来了10多天，就没再解释什么，跌跌撞撞地跟着他，来到了一户人家。老靳一进门就喊：
司马柳树妈！
院里有一间茅草棚，茅草棚里烟雾缭绕，缭绕的烟雾里立刻有个女人答应说：靳组长恁来了？就吃，就吃。
一个女人小跑般地从烟雾中出来，双手捧着一碗面条，面条黑乎乎的，我一看就知道是红薯面擀的面条。那女人把面条恭敬地放到了院里的小石桌上。
老靳坐在石桌旁的木凳子上，又厚又短的双唇向外凸着，像短嘴猪一样。他“咝咝”地吸溜一下口水，对司马柳树妈说：这是新来的，给他也弄碗面条吧？
司马柳树妈抬头看着我，目光有些怯生生的。我因为太饿，充满希望地看着司马柳树妈。司马柳树妈大约30多岁，中等身材，一头黑发扎在脑后，眉清目秀，人长得也算漂亮。她穿件蓝色粗布短褂，圆领子很低，低到能看见两个半露的乳房。肩上的挎带很窄，窄得肩膀、脖子几乎全都露着。汗水浸湿的短褂贴在胸前两个像窝窝头大小的乳房上。司马柳树妈拦腰系着白色围裙，膝盖下的腿露着，迎面看好像没穿裤子似的。后来我看到她是穿着裤子的，只是裤腿短，没有围裙长。
司马柳树妈还没来得及说话，不知从哪儿跑来3个小女孩，围在放着面条的石桌旁，6只眼睛像饿狼似的盯着石桌上的面条，吧唧着小嘴，都没说话。上房的窗户上传来了“嘭嘭嘭”的敲击声，司马柳树妈对着厨房喊：快送去吧，又敲了。
厨房的烟雾里又走出一个小男孩，只穿一个裤头，上身裸露，满是汗灰，头上沾着草屑，双手端着一个大碗，往上房走去。我看见那是一碗面汤，汤里飘着几片红薯叶和几根红薯面条。司马柳树妈回头看着老靳，双手在胸前搓着，脸上露出难色，半天没有说话。我知道这个时期的农村，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家里都不富裕，一定是我的突然到来让她为难了，就说：老靳你吃吧，我不饿。
我说不饿纯粹是胡扯，半晌午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我只是不想让司马柳树妈太为难，太尴尬，更不想听老靳的嘴里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我说完，转身走出了司马柳树妈家。
回到大队部院里，我坐在行李上等老靳。饭没吃上，就想找地方睡，睡能治饥，睡着就不知道饿了。时间不长，老靳回来了，说：司马柳树妈家没有面了，她借去了。她家的街屋空着，没人住，以后你就住在她家。
我背着行李又去了司马柳树妈家。
司马柳树妈正好端着一碗面条走出了厨房，看到我就递过来说，用凉水刚过过，凉散散的快吃吧。我一看是白面条。老靳吃的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面条，我吃的竟然是白光光的白面条，心里一阵喜欢，真应了那句俗话“迟饭是好饭”。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过白面条了，我知道农村人也只有到过春节才可能吃上一顿白面条。
司马柳树妈一脸愧色地看着我，语调谦恭地说：薛组长，很对不起，让你饿得难受了，真的很对不起。
我听了心里发酸，赶紧说：早饭吃得多，不饿不饿。
司马柳树妈手脚麻利地给我收拾好街屋的床铺，我就在司马柳树妈家的街屋住下了。
2
驻湨梁村工作组共有４个人，老靳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工作组的人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湨梁村农民搞好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县文联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就是体验生活，创作一部反映农村开展这一伟大运动的文学作品。
湨梁村不大，千把口人，坐落在古老的湨河西岸，村子因湨河而得名。我国最古老的地理志《尔雅?释地第九》记载：“梁，莫大于湨梁。”郭璞注曰：“湨，水名。梁，堤也。”据民间传说，远古时期的湨河汹涌澎湃，水大浪急，先民们就在这里修建了我国有史以来最早最大的“湨梁”工程。宋代诗人文彦博有诗曰：“谁谓湨梁大，不能容舫舟。”可见到了宋代，湨河已经河道渐淤，水浅不能行舟。现在的湨河已经根本没有了河的模样，堤岸变成了平地，河道变成了良田，湨梁村有几十户人家把房子盖在了原来本是湨河的堤岸和河道上。湨河也就成了一个符号，成了湨梁村人一个古老的传说。
司马柳树妈的家在村子东头，院里长着很多树，一座街房，一座上房，都是旧瓦房。挨着上房还有一间茅草棚，那是厨房。司马柳树妈有4个孩子，男孩叫司马柳树，8岁，其余3个都是女孩，分别是10岁的司马柳枝、６岁的司马柳叶、４岁的司马柳花。司马柳树爹是个老病号，得啥病我不清楚，自从我住进这个院子就只是听见他在上房不停地咳嗽，很少看见他从屋里出来过。我住在司马柳树妈家，并不在她家吃饭。工作员吃派饭，每家吃一天，全村轮流吃，一直吃到湨梁村办起了大食堂。
民以食为天。人活着要吃饭。自古以来吃饭有很多方式。开办大食堂是驻村工作组改变农村人吃饭方式的一项主要任务。老靳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为办好大食堂，他带着工作组和大队干部进行了精心策划。
先是营造“大跃进”的环境。湨梁村一个叫彭孝先的人上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根据老靳的要求，每天提着一个破洋铁桶，桶里装着水，兑上红土和颜料，手里拿一把旧笤帚，在村中主要大街两边人家的房墙上写标语。那些标语都是老靳给他说好的，每个字都有面簸箩那么大，血红血红的。内容如：“一年超英，二年赶美，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砸碎小锅铸大锅，大食堂里笑呵呵”“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大食堂天天像过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插红旗拔白旗，狠批到顶论”“一天等于二十年”等。主要大街上写完后，彭孝先又用一些彩纸剪成条条，在那些纸上写上小标语，贴在一些大树上、小胡同和大队部院里的墙上、屋里。一时间，“大跃进”的标语满街、满院，满眼都是。
全村社员像牲口一样被圈进大队部院子，老靳在开成立大食堂动员会。他吸溜一下口水说：共产主义是天堂，第一步先吃大食堂。小河没水大河满，小河有水大河干。各家各户的桌椅板凳、粮食都要交到生产队的大食堂。从今天起，家家不许冒烟，户户不能存粮。
老靳话说得很严厉，尤其是最后几句话。
大队队长王净横宣布了分队方案和各小队社员名单，湨梁村原先的18个互助组分成了9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开办一个大食堂。个个小队又成立了收缴队、运输队。收缴队负责到各家各户把粮食、桌椅板凳、锅盆等物搬到院外的大街上。湨梁村的街道两边，很快就像家具、炊具展销的自由市场。运输队负责用架子车拉和手搬肩扛，把这些东西弄到了各小队食堂大院。大队还专门成立了督察队，负责对全村这项工作的督察。3个队一过去，家家户户干净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太阳快落时，我回到司马柳树妈家。湨梁村大队队长王净横正带着督察队在司马柳树妈家督察。他拉着我进了上房，说：薛组长你来检查检查，看督得彻不彻底。
他拿根一米多长的铁条往衣柜箱的缝隙里捅捅，向床底下的黑暗处扎扎，嘴里问司马柳树妈：你还有啥东西就自觉交出来，省得搜出来斗争你。再说薛组长住在你家，你更要带头，可不能给薛组长带来不好影响。
这个王大队长，真能扯，把司马柳树妈和我拉扯上了。
司马柳树妈像一只将要被宰杀的羊，不好意思地看看我，语调虔诚地说：全交了，都交了，啥也没剩，真的啥也没剩。
大队妇女队长王希英瞥了她一眼，一屁股坐在司马柳树爹躺的床上，满面春风地说：大兄弟，病快好了吧？来，老嫂摸摸你腿凉不凉。她不由分说地把手伸进了司马柳树爹的被窝。
我第一次看见了司马柳树爹。他脸面干瘦，眼眶塌陷，皮色蜡黄。这是一个久病卧床、营养不良的人，嘴里啊啊叫，嗓音嘶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突现一念，就是这么一个男人，竟有着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和司马柳树妈生育了4个孩子？
妇女队长王希英从被窝里掏出了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是几个鸡蛋。王希英乐呵呵地说：大兄弟常年不起床，原来是卧床在下蛋呢？都要吃大锅饭了，你还留这鸡蛋干啥？
司马柳树爹瞪着王希英，嘴里还是啊啊的，只是声音有些大，显得有些激动。突听“咚”的一声，一个小伙子从屋的顶棚上跳了下来，浑身像在尘土里打过滚儿的驴，脸上黑乎乎的，手里抱着3棵白菜。他说：
棚上太鸡巴黑了，啥也看不见，真不好搜。转身又问司马柳树妈：棚上还藏有啥？
司马柳树妈瞪他一眼，没有说话。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牛大嘴。
屋外有人喊：搜到了一袋麦。
我们出了屋子，见一个督察队员正从红薯窖里爬出半截身子，土乎乎的，手里举着一个布口袋。
大队队长王净横笑了，皮笑肉不笑的。他用铁条指指督察队员手里提的那小布袋、牛大嘴怀里抱着的3棵白菜和妇女队长王希英手里捧着的几个鸡蛋，问司马柳树妈：这是都交了？这是啥也没剩？
司马柳树妈被带到大队部，一起带来的还有20多个人，都是家里被搜出来藏有东西的。老靳板起脸，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顿，就把人都放了。
司马柳树妈回家见到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甚至有些愧疚，说她对不起我，给我带来了不好影响。接着，她一脸委屈地问我：薛组长，那些粮食是我们全家流汗出力，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为啥要收走交给大食堂？大食堂是大锅饭，大家吃。刘财旺那些懒汉们不干活、乱游逛，家里穷光光的，啥也没有，开了大食堂不就白吃我们的？你那天到我家吃饭，我借狗剩妈的面，放在红薯窖里的一袋麦本来是要还她的，收走了我拿啥还？
司马柳树妈的质问，我无以对答。我觉得她问的问题，尤其是前一部分，太直接，太现实，也太大，这些问题应该由县长、县委书记，至少应该是工作组组长老靳来回答。其实，我也可以回答她。我在县工作组培训班上集训了10天，10天里我学会了很多话。这些话的内容很多，都是上面一些很有文化的秀才们写的，都是回答在农村走集体化办大食堂时社员们要问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司马柳树妈问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着司马柳树妈，这些话我不想说。是那些话太冠冕堂皇？离农村的现实和老百姓的生活太远？还是我自己思想深处也没有完全理解？弄不清楚。面对着司马柳树妈那张纯朴的脸，那双真诚的眼睛，那种渴望我能给她一个满意回答的神情，我张不开口。话说回来，回答那些问题的话我都是熟烂于胸的，我可以在大会小会上说，可以在广大社员群众面前满怀信心地说，理直气壮地说。这方面我比老靳强。老靳没啥文化，嘴里就那几句话，他的话远没有他吸溜进肚子里的口水多。但是，就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对她前一部分的问题一句也不说，不回答她。至于她说她借面粉藏小麦是因为我，我就不能不说了。我敷衍她说：
“以后都吃大食堂了，狗剩妈不会再要了吧？”
“不要？那这个人情，我不是要落了她一辈子？”
听了司马柳树妈的话，我想起了老靳吃的那碗黑乎乎的红薯面条，想起了我吃的那碗白光光的白面条。
3
湨梁村大食堂开火了。
每当开饭前，九小队炊事员老斜火拿着洋铁皮卷成的广播筒满街喊：社员们，开饭了，带碗带筷一起来。
那声音像雷声一样响，在空中回荡。社员们兴高采烈地涌进食堂，拿着碗到大锅里舀玉米粥。能放下两三头猪的大杀猪锅里，粥稀稠适中，颜色金黄金黄的，里面还下有豆。农村人在粥里下豆是生活奢侈的象征，流行有“三年不下豆，盖间瓦门楼”的说法。大食堂的粥里现在不仅下豆，而且很少只下一种豆。经常是蚕豆、黄豆、花生豆、玉米豆等交叉着下，有时下两种，有时下三种，有时各种豆全下。
社员们用筷子到大簸箩里扎杠子馍，杠子馍又白又暄腾，随便扎，有人一筷子扎上三四个。杠子馍在农村是一种很奢侈的馍，是两个馒头连在一起不用刀切开的大蒸馍。不过在湨梁村人的嘴里，很少光说杠子馍，往往在杠子馍前面要加个“大”字，有人还故意把“大”字的音拖长。说“大——杠子馍”，就显得很豪气、很富气。湨梁村过去只有少数富裕人家遇到大喜大庆大节日时才蒸一次大杠子馍。现在的大食堂顿顿都是大杠子馍。往往是簸箩里的大杠子馍还没完，老斜火和马黑土就又抬着一笼冒着热气的杠子馍兴冲冲地走来，一边往簸箩里倒、一边对旁边等着扎馍的人说：“放开肚皮随便吃，大杠子馍有的是，撑死了别怨炊事员。”
舀了下豆粥扎了大杠子馍的人或席地而坐，或坐在收缴来的桌椅板凳上，听着老榆树上挂的喇叭匣里“大食堂就是好”的歌声，大吃二喝，谈笑不断，热闹非凡。杀猪锅里金黄金黄的下豆粥从来就没有被喝得见过锅底，大簸箩里热气腾腾又白又暄腾的大杠子馍从来就没有被吃光过。
社员们尽情享受着吃大食堂的优越性。
在歌声和社员们吃喝笑闹声中，我经常看到司马柳树妈背着司马柳树爹进到院子，放在固定的柳圈椅子上，然后去打饭菜，用筷子扎大杠子馍。她把两根筷子分开扎，每根筷子上都扎两三个。一根筷子上的大杠子馍自己吃，另一根筷子上的大杠子馍一口一口地喂司马柳树爹吃。满院的吃饭人快走光了，司马柳树妈还在喂她的丈夫吃，吃得很香甜，很喜悦。司马柳树爹大概很少有过这样的生活，嘴里不停地吃，不停地啊啊。别人听不懂他说的是啥，柳树妈说：他是高兴，高兴了就啊啊。大杠子馍太好吃了，吃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