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之所以委基辛格以重任，是因为他觉得，基辛格在着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能够针对七十年代动荡多变的世界形势，代替已经过时失效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他不妨用来一试的摆脱美国困境、重振美国地位的惟一良方。
基辛格果然不负重任，他很快搭好了自己的班子，在白宫动手干了起来。
根据美国国会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对该法的修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以便军队和政府各部、署（局）能更有效地合作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顾问，协助总统进行决策。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是协助总统谋划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主要顾问，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它的日常工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有七个小组（或委员会），其中有国防计划研究委员会、处理一切重要问题的高级研究小组、处理秘密情报的40号委员会、监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核查小组和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指导的情报委员会。所有这些有关军事、外交与情报的小组，都由基辛格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美国决定外交政策最得力的机器，而基辛格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
基辛格这样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首先，我要向总统提供采取行动的最大选择范围。
第二，总统一旦作出决定，我要按照他的意图精神去贯彻执行。
第三，当他问到我的意见时，我有几分像顾问。”
《纽约时报杂志》也引述过基辛格的话。他说：“我的职务是要向总统提供最大量的选择机会。我坚持每人的意见都得到听取，我没有涂改提交给总统考虑的文件的原本。我把各种抉择、各种各样的意思，都收集起来后，把它们综合起来。我也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我是公正的。”
话虽如此，可实际上这位总统助理在上交呈文、转述意见、提供选择、监督执行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由于他处在美国这部庞大的军事、外交机器的总枢纽的重要地位，同尼克松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就不仅仅起—种咨询和协助的作用，而是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镶有尼克松照片的相框。相片上写着一句话：“赠给亨利·基辛格：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
作为总统助理，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限于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他是尼克松的幕僚，在外交政策方面为之审时度势，出谋划策，“运筹”于白宫之内，“施展”于千里之外。
他是尼克松的顾问，每当尼克松遇有疑难问题时，他就提供情报、主意和办法，为之排解困难，寻求出路。
他是尼克松的特使，曾多次出国访问，他坐飞机的次数比尼克松本人还多。
他是尼克松的谈判代表，前后十多次到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最后同越南方面达成“关于结束越南战争和恢复和平”的协议。
他是尼克松的代言人，经常由他从白宫吹出风来，透露尼克松的政策意向。比如，尼克松要调整美国同西欧的“伙伴关系”了，首先由基辛格抛出所谓“新大西洋宪章”的构想来。
他又是尼克松的守护门神，当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向白宫阵阵袭来的时候，由他出来进行掩饰辩解，应付社会各界抗议，维护尼克松的政策和地位。
对于总统来说，他实在是一根须臾不可离身的拐杖。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信中写道：
“说实话，我不能想像没有你，政府会成为什么样子。”
“我国在过去两年里对外政策的许多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你的努力和远见。”
客观地讲，基辛格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以“敌”为师，向周恩来学习谈判
从某种意义上看待竞争对手，其实应是自己最值得学习和模仿的老师。一个善于向对手学习的人，必知人知己，百战百胜。中美两国长期敌视，在破冰之旅中，聪明的基辛格从曾经的敌手周恩来那里偷学了很多令他受益匪浅的大学问。
中美建交，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具影响力、改变历史格局的一件大事。而基辛格和周恩来，正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谈判大师。
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罕见的外交家，在外交谈判中有许多典范式的做法。哈佛出身、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尤其擅长向对手学习，同周恩来谈判，对于基辛格来说，既是考验和较量，又是一种享受，一种训练，一种学习。在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学会了周恩来的一些谈判法则和技巧。
基辛格第1次到中国来，就被周恩来的魅力所征服。在他后来的回忆访谈中，基辛格评价周恩来“举止娴雅庄重，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又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
基辛格称赞周恩来机智敏锐，威严而灵活，富有幽默感，对周恩来充满仰慕之情。他说：“自从我与周（总理）在19个月前结识以来，两人渐渐互相熟悉了，我对他不无倾慕之情。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
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包括你的对手，聪明人都能够认识这一点，并且善于向对手学习。
——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对周恩来的谈判艺术、谈判风格十分钦佩，他认为，周恩来在谈判中始终采取真诚态度，以真诚对待谈判对手，这令他十分信任与敬佩，并且很快学会了这一点。
1973年2月，基辛格第5次来中国访问，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纵论天下大势，两人从相似的前提，不同的处境和平行的战略出发，就世界形势，交换各自的看法。后来，基辛格写道：“日常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像我们双方那样谈得如此深、如此坦率，而正是这种开诚布公才是我们弥合不同观点的最可靠保证。”
基辛格也承认：“当然，周恩来和我是相互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作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20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处在东西方冷战中，打破冷战的坚冰，需要东西方握有权力的人，从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入手，做到一起坦诚的解决双方的分歧。
作为美国当政的外交家，基辛格代表美国方面已经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在基辛格看来，其他的谈判对手，都急于想显示自己的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但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双方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而周恩来采取了一套独特的方式，他总是一开始就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方案，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
而对于周恩来所采取的这种方式，基辛格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妙处，并且在以后与其他对手谈判时，学会了运用这种独特的方法。他曾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明了无可改变的态度，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已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而且，基辛格还拿这种方式与周恩来进行谈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
跟周恩来学来的这种有效的谈判方法，让基辛格在其后的与各国首脑的谈判中获益匪浅。
感情公关，用真情促成中东和谈
说其狡诈也罢，说其灵活也好，总之，基辛格的个人魅力之一，就是调动对方的感情因素，以解决双方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外交大师的行为艺术。
美国政府面对中东的外交政务，最为矛盾的也许就是基辛格了。因为美国是以色列惟一的盟友，而基辛格又是犹太人，他从内心想偏袒以色列；但是，作为中间人，他又必须从形式上保持公允，并且兼顾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基辛格一开始就明白他所面对的这道难题。外交上的常规不允许他奉行一项完全站在以色列方面的政策，否则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仅仅涉及以色列一个国家。
虽然在一些实际行动上，基辛格时常怂恿偏袒以色列。但同时他认为，以色列执行的是一种愚蠢、短视的政策，它抓住几块阿拉伯领土不放，这样做不但对自己的安全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反而使他们情绪更加强烈，收复失地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他认为，阿拉伯人运用足以破坏西方经济的石油武器，迫使越来越多的石油消费国不得不采取反对以色列的政策。他深信，不管美国如何经常调整中东的军备均势，以有利于以色列，以色列还是会越来越孤立，除非它改变自己的战略。
而且，即使是在美国国内，以色列也越来越受到孤立。因为越南战争令人失望的后果，使更多的美国人不愿再卷入任何外国纠纷。基辛格觉得，现在正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人和好，使自己第一次得到公认的、安全的和受到保证的新边界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一大好机会，大国很可能非强加给它一项解决办法不可。
但是，另一方面，基辛格也不能奉行一项可能导致以色列失败的政策。在外交斡旋中，如果得不到以色列人的支持，他基辛格再有本事，也不能将阿、以双方捏在一起，因此，他不能有任何让以色列人感到出卖朋友的感觉。从个人感情讲，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也不能对以色列有苛刻的要求。所以，老辣的基辛格准备用感情攻势来打动美国的老朋友以色列支持自己的工作。
基辛格向以色列领导人阐述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日益孤立和脆弱的处境，并对以色列能否对付面前的挑战深表关切。他说，这是求得和平的绝妙机会，哪怕必须付出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的代价，也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占领领土并没有能够确保安全，赎罪日战争已经推翻了原先的设想。他敦促以色列进行谈判，放弃占领的领土，以换取新的有保障的边界。
基辛格的分析使以色列感到，他确实在为以色列着想，而不仅仅是为美国利益才跑到中东来的。以色列内阁认为他言之有理，令人信服。
基辛格与以色列的谈判持续了长达12个小时。他先同梅厄总理夫人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然后出席3个小时的晚会。在他向以色列内阁阐明他的政策之后不久，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被告知：以色列将出席日内瓦会议；以色列大选后，它将立即同埃及就双方军队沿苏伊士运河前线脱离接触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谈判。
就这样，1973年12月21日，在基辛格的斡旋下，埃及、约旦、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的外长在日内瓦如期举行会议，开始了中东谋求和平的漫长历程。基辛格在这次会上大展个人才华和外交魅力，他说：“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他还引用犹太圣人希来尔的一句话：“如果我不为自己，那么谁来为我呢？如果我只为自己，我算一个什么人呢？”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个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