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缪尔森的人生大智慧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创造历史，可以拯救人类。任何时代若失去了知识的支撑，那么就无法获得任何进步。保罗·萨缪尔森，以创新的经济理论影响了世界经济。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自己的学术贡献表现了知识的力量，证明了知识的价值。
人物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他的父亲弗兰克是一名药剂师，母亲名为埃拉。萨缪尔森出生后没几年，他们全家就迁到了芝加哥。1935年，20岁的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大学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萨缪尔森踏入了着名的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哈佛，萨缪尔森以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及实干精神而着称，是为数不多的最优级生之一，被誉为“才华横溢的神童”。萨缪尔森，入校一年即顺利地取得了硕士学位，其后不久又加入了哈佛的研究生协会。在人才济济的哈佛，若不是出类拔萃之辈，这个哈佛精英的小圈子是决不会予以接纳的。在这里，与萨缪尔森交友的有后来的哲学家维拉德·凡·奥尔曼·奎因，数学家加瑞特·伯克霍夫以及两届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幸运的萨缪尔森总是能碰见良师益友。
在萨缪尔森的师尊中，有以提出“创新理论”而享有盛名的熊彼特、有因研究“投入产出法”而扬名学术界的里昂惕夫，等等。其中，令萨缪尔森受益最多的是阿尔文·汉森教授。汉森原先是凯恩斯的反对者，但是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他的思想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不但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而且致力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化。1937年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到哈佛之后，哈佛很快成为美国凯恩斯学派的教学和研究中心。汉森一眼就看中了萨缪尔森，并把他召入门下，引领他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的大门。
就在萨缪尔森学业日进的时候，家里却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一年，萨缪尔森23岁。这个噩耗在让萨缪尔森悲伤的同时，也使他的心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他认为遗传基因会让自己像父亲以及祖辈一样过早辞世。他觉得应该尽快地完成自己该做的和想做的事情，因此他开始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自此以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篇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发表。
1939年，萨缪尔森发表论文《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对经济周期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文章之一；1941年，萨缪尔森和W·P·斯尔佩发表《保护和实际工资》一文，被认为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同时，萨缪尔森凭着《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一文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被授予1941—1942年度哈佛大学最佳经济学论文大奖——戴维·韦尔斯奖，从而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就在博士答辩的前夕，萨缪尔森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书，他满怀激情地准备“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大厦”。26岁的萨缪尔森一踏入麻省理工学院便成了该校的一块招牌。
1947年，年仅33岁的萨缪尔森已经是一名正教授了，同年，他还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此奖只授予40岁以下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建树，并得到公认，不可不谓大器早成。然而对于学术生涯一帆风顺的萨缪尔森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更辉煌的成就还在后头。
1953年他任美国计量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61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5—1968年任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并历任美国数届政府财政金融机关的顾问。他还获得了数不清的名誉教授及名誉博士头衔。1970年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美国获该奖的第一人。
萨缪尔森的主要着作有：《经济分析基础》、《经济学》、《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萨缪尔森论文集》等。
独辟蹊径：运用数学表达经济模型
萨缪尔森以独特的眼光看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远大前程，他坚信通过数学来表达经济学模型的重要性，他与同行争辩说：如果数学方法被适当地应用，那么，“它们将起到强有力的自由手段的作用。”
萨缪尔森在完成博士学位学习之前，就开始了大量的着书立说工作。
1937年，他发表了最早的两篇文章——《关于效用测算的说明》和《纯资本理论的某些方面》。以后，他开始连续发表文章，截止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已发表了将近20篇文章。
在此期间，他的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和老师汉森共同合作的成果。
他应用汉森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国民收入的三部分构成：政府赤字支出；先期公共支出导致的私人消费支出；假定与收入同比例增加的私人投资。他尝试赋予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数不同数值，并发现了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多种波动性。
这篇文章确定了他在动态分析方面的声望。然而，他在应用数学模型来说明由变量假设值的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时，更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他没有用经济数据去建立函数关系。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萨缪尔森坚信，用数学来表达经济模型是十分重要的。
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大部分的构思及写作是在1937年以后，这篇博士论文被授予1941—1942年度戴维·韦尔斯奖，这是表彰哈佛大学学生最佳经济学论文的大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篇论文直到1947年才得以发表，题目定为《经济分析基础》。
这篇论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萨缪尔森在他文章的开头引用了数学家E·H·穆尔的一段话：“不同理论主要特征间相似性的存在，意味着隐含在特殊理论之中的一般理论的存在，并可以把这些特殊统一到中心理论之中。”
提出自己的见解，胆量比智慧更重要。因为有时智慧会让人犹豫不决，而胆量会促使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为，涉及单一经济单位的理论中的均衡条件，包括某些数值的最大量和最小量。他还进一步论证，比较统计学与动态之间的“对应原则”可以用于有效地推导出运算上的极有意义的定理。所谓有意义的定理，是指那些会遭到各种反驳的有关经验数据的假说。萨缪尔森涉猎了许多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并用数学关系重新阐述了一些概念。马歇尔曾说过，“任何人花费许多时间去读，并非自己所写的大量经济学原则演变的数学分析文章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萨缪尔森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与马歇尔所持立场恰恰相反。他还攻击了现代经济理论作者对一些极为简单的数学概念所作的矫揉造作的文字描绘。萨缪尔森相信，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对先进和科学手段给予肯定，而且还造成了思维上的混乱和退化。
萨缪尔森始终贯彻着自己的信念，这篇论文涉及到经济理论的众多领域，还应用数学重新表达一些思想。与其他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同，萨缪尔森的论文不只限于博士学位委员会审阅，而是被学术界广泛阅读，从而奠定了萨缪尔森在经济界的地位。尽管萨缪尔森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数学形式表达经济理论的学者，但是，他在推动经济学沿着这个方向演进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在上述理论问世若干年后，萨缪尔森在1961年作为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致词中，用聪明才智和幽默语言表达了他在应用数学上所获得的极大荣誉：
“今天晚上我就经济学中数学应用和滥用问题谈一些看法。这似乎是世界上惟一的一种不遵循戈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论题。正是在昨天，接连三篇的主席致词中都提到了这个有意思的论题。对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最强烈攻击者则相反，这使今年的听众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为发言者长时间起立鼓掌。”
“托马斯·哈迪曾强调，‘如果坎特伯雷大主教说，上帝存在，那么，它就时时体现于日常事务中；但是，如果他说上帝不存在，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我就像遭遇一个又一个障碍的迷途羔羊，在上帝和这个协会面前承认，引用数学分析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那么，正确的观点体现在马歇尔第三册和第四册书中。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命力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强烈的呼声、一个范围和一个标准，那么，丹尼尔这个法官将判定我是一个什么人。”
“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亲切随和的人。但是，即使我像伽利略那样口中说的是令人感到宽慰的话，我还是能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数学分析的确是非常有用的。’”
开拓创新，建立“新古典综合”体系
传统经济学注重微观，提倡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偏重宏观，主张政策干预。而精明的萨缪尔森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遵循东方的“中庸之道”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新古典结合”体系。
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真可谓百家争鸣，异彩纷呈，有的以权威自居，神情傲然，俨然正统；有的以抨击者面目出现，言词激烈，被斥为异端；有的为政策制定者所赏识，享尽荣耀；有的则被政策制定者拒之门外，备尝辛酸；有的集众人之名成一学派，轰动一时；有的则无派无别或自成一派，独领风骚。
萨缪尔森就是美国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
那么凯恩斯主义的主旨是什么呢？
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和谐完美的，是一架可以自动纠正一时失调的机器。在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会得到充分利用，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因此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插手经济领域。然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值下降了44%，贸易额减少了66%。世界金融体系处于崩溃状态，英美等国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美元大幅度贬值，随之而来的是世界性的恶性通货膨胀。5000万人失业，数千万农民破产；然而在一些资本家那里，却是另一番情景，牲畜被屠杀，牛奶被倾入大海。人们等待着经济的自动复苏，可是它始终没有到来。紧接着是严重的政治危机，罢工频繁。在一片人心惶惶的气氛中，法西斯势力迅速地滋长起来。人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了“战争”、“失业”、“贫困”及种种灾难的同义词，“理想制度”的神话已被打破，丧失了信心的人民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苦苦地挣扎。学者寻求新的解释来澄清头脑中的困惑，人民永远不需要枯燥地谈论出路。国家垄断主义已成潜流，政府仍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为其插足经济活动辩护及出谋划策。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应时而出，道出了关键：资本主义不能保证充分就业，政府应该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干预，即所谓“为了能拥有自由，自由也需受到限制”。凯恩斯一反传统经济学的惯例，把注意力集中到供给和需求的总量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经济学着重关注个体经济单位的生产、消费及收入等的做法，因此标志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的学说正中各国政府的下怀，凯恩斯主义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正统，战后便枝繁叶茂地发展起来。
在芝加哥大学时，萨缪尔森受教于着名的“芝加哥学派”，接受了透彻的传统经济学教育。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却让年轻的萨缪尔森大惑不解，在哈佛期间，他开始苦苦挣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严酷的现实之间，所以当凯恩斯的《通论》传到美国时，萨缪尔森不禁欣喜若狂。
他认为生于1936年之前是一种幸运，只有这样才能经历新理论所带来的心灵的震撼，那种令人心跳的感觉是后来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的，因为他们对凯恩斯主义已习以为常了。10年后，在一篇纪念凯恩斯的文章中，萨缪尔森写道：
“《通论》感染35岁以下经济学者的情况，正如一种疾病的病毒第一次突然袭击和杀死南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岛民那样。50岁以上的经济学者被证实为对这种疾病具有相当的免疫力……”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不是第一次暴露古典学说综合体系难以成立的性质。古典经济学总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大幅波动而兴盛和衰落，每一次它都回到原地。但是，它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有竞争力的体系，一个推理严密的思想体系，一个综合体系。
恰好这时推广凯恩斯主义的先锋阿尔文·汉森教授来到了哈佛，于是萨缪尔森在汉森的指导下，不但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并致力发展和应用这个学说。起初，萨缪尔森只是在凯恩斯学说的大框架下进行小修小补，把“乘数分析和加速原理相结合”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却发现凯恩斯的学说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有点不合时宜了。萨缪尔森写道：
“当年，我们的宏观经济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自然地偏重于解决宏观经济的弊病。当千百万人由于经济危机而挨饿时，谁能对究竟是羊肉还是猪肉在价格行列中处于适当的地位这一问题感兴趣呢？当数百万衣服褴褛的人踟蹰于街头时，谁会认真思考白领工资相对于蓝领工人工资的趋向？但是今天，由于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有了巨大进展，我们对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双重困境已取得了进步。而且由于这种进步，古典微观经济问题以及个别市场功能问题，现在在经济学研究中又取得了其相应的地位。”
而且，系统而深入地学习过传统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不能忘情于它所描绘的“和谐”、“均衡”社会，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曾说过，他能够做到“一仆二主”，“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又可以是一名凯恩斯的侍从。”于是萨缪尔森开始尝试把两种理论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他的老师汉森的一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