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勤远略“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首次在奏折中正式提出的。他回复是否购买外洋船炮的上谕时，称颂皇上考虑问题很周到，内安国家，外除贼寇的坚强意志。他于”安内“之外，想到了”攘外“.这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三个《北京条约》的签订不过几个月，何况在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的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八日，他就提醒皇上说：”此次议款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所以，他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的话，是有相当的思想认识基础的。当然，在湘军攻入金陵之前的斗争激烈的岁月，曾国藩的目的很单一，即”全力与粤匪相持“,根本谈不上”勤远略“;”勤远略“此时还是他的一种理想，所以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说：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时，断难与争锥刀之末。“及至太平军被镇压以后，国内的阶级形势发生了变化，”勤远略“的”御外“内涵，才逐渐在曾国藩的视野中上升到一定位置。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筹议江苏水师事宜折》称：”臣之微意，不过欲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庶几事以屡试而渐精，人以狎水而渐壮。“同治十年（1872年）十二月，《续江苏水师事宜折》更明确指出：习惯于在船上居住是水师的根本，探讨船炮却是防御外敌入侵的根本。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有这种”徐图自强“以”御外“的思想，是极可贵的。
”剿发逆“与”勤远略“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双重目的，而以同治初年为界，前期的侧重点在”剿发逆“,后期的侧重点在”勤远略“.从有明确的双重目的看，曾国藩办”洋务“是自觉的；从他死后引发大规模的”洋务运动“看，曾国藩则是事先意识不到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十九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主要是枪、炮、船）是随着侵略者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曾国藩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这类物质文明，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以保卫神圣的”天国“和东方文明的领地，所以曾国藩办”洋务“,是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撞击时的一种积极反应，而不是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如果是”勾结“,那么”勾结“的目的是什么？是出卖封建士大夫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国圣朝“?是迎合封建士大夫从内心厌恶和鄙夷的那些”蛮夷“或称”洋鬼子“?从曾国藩一生的言行中，无论如何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丝毫影子的。不错，曾国藩办”洋务“,从设备、技术到经营管理，不得不大多假手于洋人，但是，这不正是”据为己物“吗？不正是使洋人”渐失其所恃吗“?不错，十九世纪的外国资本主义正扩大向国外倾销商品，并进而输出资本，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办”洋务“正适应它们倾销商品的需要，但是，人之所有，我之所无，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
与购买洋炮、洋船稍后一点时间发生的”借洋助剿“,更是中国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重要内容。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法、俄等看透了清朝廷外似强大，内实脆弱的纸老虎原形，从而改变了对清朝廷的策略，即由进击清政府改为拉拢清政府，以保障和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的建议。所谓”内改政治“,即要求清政府加速对侵略者的屈辱投降的步伐。到咸丰十年八月，法国专使葛罗正式表示愿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提出”所有该国停泊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十月，俄国公使伊格那蒂耶夫面见奕讠斤时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清廷因而问计于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八日复奏说：”该夷[俄]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只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因此他主张”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当时咸丰帝尚怕侵略者占城后不让出，或贪利过甚，故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诏说：借助洋人来消灭匪寇，有很多弊端。万万不能图眼前小利，而留下无穷祸患。于是此事便作罢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借洋助剿“的问题被苏州绅士潘曾玮等再次提了出来，经薛焕上奏朝廷。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二日议复，明确说：”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由于后来又有两次上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其后，据清朝廷说，”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始示羁縻，未经阻止“,使得华尔的”常胜军“进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军猛烈反击，大队涌进，华尔畏之如虎，惨无人道地焚毁二城而逃。事后，英国领事吉必勋声称，是年秋天将调印度兵来华大举进剿太平军，作为报复。通商大臣崇厚听到这一信息，大为赞赏，建议朝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即令由镇江一路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贼“.并且说，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与太平军为仇，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虞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阶级欲与外国侵略军相互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但是，较为开明的议政王奕讠斤不同意崇厚的意见，他上奏说：“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痈之灾。”又说：“以内地城池竟全委于外国，无论流弊滋多，即使并无他意，亦太觉中国无人，实为外国轻视。”事下曾国藩等会商时，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冷静地分析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按指焚毁青浦、嘉定二城事），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又说，万一果调印度兵前来，则当“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正告外国侵略兵：中国的灾难，由中国来承担。作为皇帝，自然拥有强国的办法，不会因时势艰难而向外邦求援。作为臣子，自然有应尽之职责，岂能轻易向外借兵而贻笑于他人？这是曾国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对“借洋助剿”的态度。
当时在“助剿”的名义下，英国兵进驻上海，法国兵进驻宁波，垂涎三尺的俄国也照会清廷，拟派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颇福带领兵船来“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事下曾国藩等议筹，并询问可否让俄舰驶入里下河，会同江北水师防剿。曾国藩认为，“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见，曾国藩是不反对”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芜湖、梁山一带官兵战守之处，恰与洋人会合“,湘军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活活地画出了他自己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嘴脸。事实上，他曾调白齐文的洋枪队围攻金陵。但他与外国人的勾结，是有条件的，即与洋兵会攻，”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军为主师，而以洋兵为偏师。当时，湘军的兵力尚未抵达苏浙，淮军新建，甫至上海，只堪自守，不能远征，因而没有劲旅与洋兵会战。曾国藩筹思道：”若使洋兵“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迓王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曾国藩的这种考虑，是出于极想利用洋枪洋炮，但反对洋兵喧宾夺主，以致授柄于彼。他这种既拟引狼入室，又积极设法防范的方针，基调仍然是要引进西人长技，为我所用，以进行地主阶级的自救。
3.师夷长技，为求自强建工厂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加，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昨进步性，人们也有了更多的认同。
办洋务，图自强，固国本，这是曾国藩人在官场，为清王朝所办的又一件实事、大事。
自1840年起，中国就饱受外国列强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徐图自强的救国方略。比曾国藩年长17岁的湖南邵阳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强国主张，这主张像闪电霹雳一般耀眼惊心，得到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响，曾国藩是将这一主张变为现实的最早的先行者之一。
曾国藩作为社稷之臣，由家及国，考虑中国的富强之道。
曾国藩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能走上“自强”的道路。他在奏折中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曾氏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上年十二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思想。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讠斤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庆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负责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幼娴帖括，习举业”,断以为无裨实用，遂“专研博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学、汽机、医学、光学、电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徐氏以博学多才著称，曾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器具，还仿制过墨西哥银元。
大量一流的科技人才靡集于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造了第一台轮机。该机的计算由华衡芳负责，徐寿主持设计、施工、徐寿次子徐建寅参与其事，“出奇思以佐之”.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观看轮机试演的情况：
其法，以火蒸水气，窍入筒。筒中四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不知也。
在此基础上，于同治二年（1863）元月初，在安庆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五十余尺，每一时行四十余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亲自命名“黄鹄”.
同治元年（1862），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局在曾国藩的手下诞生，炮厂也兴办起来了。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此局原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移至高昌庙，建成机器、木工、铸铜铁、轮船、熟铁、锅炉、枪炮等厂（工场）以及船坞和码头。此后又增设了火药厂、子弹厂、水雷厂、炼钢厂。当年有工人五百名左右，两年后达到一千三百名。曾国藩任命徐寿总理局务。
徐寿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使自己的科技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于制造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并为化学工业之先导，而塞银钱出海之漏厄”.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亲临江南制造局视察，“见之大乐”,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工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须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同治七年的一则日记就记下了他观看火轮船的试演情境：“其法以火蒸水气，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前后试验了一小时，曾国藩喜不自禁；暗喜洋人的智慧技巧，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出来，他们再也不能因我们无知而轻傲我们了！可别小看了这台机器所发生的声音，这可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声啊！
曾国藩说：“寻求自强的道路，总的来说应以整顿政务，寻求贤才为当务之急，以学习制作枪炮，制造轮船为入手工作。只要洋人长处我们都有，他们顺服我们报以恩德有器械，他们反对我们报以怨怒也有器械。
曾国藩说：如果我们没有器械作为依靠，那么理曲固然有罪，理直也仍然有罪；怨恨他们有罪，施以恩德也有罪。人人献媚洋人，我们没有能力制服他们；人人仇视洋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利用他们。
这些都是从现实中获得的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认识价值。
在曾国藩此次视察两个月之后，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制成。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采石矶“并命名为”恬吉“,”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该船”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五寸“.较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有明显进步。到曾国藩去世前为止，该局后来又陆续建造了三艘轮船，分别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
4.借商强国，遣人留学以兴邦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军队的关系。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而后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