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要到了四五岁才有记忆，但在我的记忆里却有那么一段，在夏天的一个早上，外面下着大雨，我在厨房里爬着，我的母亲挑了担水回来，我觉得我那时也就二三岁吧。还有一次父亲抱着我去九渡圩上的大礼堂看电影，那是礼堂门口有两个男人用段大木头拦在门口验票，后来后面逃票的人蜂涌而上，场面也就失控了买票的没买票的都挤进去了，那次放的什么电影我不知道，我只清楚的记得我父亲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袋荸荠，站在那看的电影，其间父亲还用嘴咬掉荸荠皮后喂我，后来我尿急，父亲就抱着我蹲在地下尿了泡尿。现在回忆起来，我并没有为父亲随地吐果皮和我随地大小便而感到羞愧，相反感到的是满满的温馨。
对于童年的记忆是不连贯的，都是些碎片，但是能让我知道我的童年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村都有过那些人。我的老邻居当时已八十多了的老太，擦辈分我父亲还得叫她奶奶，那时就常常坐在大门口，我的童年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她陪伴着的，那时姐姐上学了，父母也下地干活，母亲就常常把我托付给老太太看管了，记忆中很深刻的一次是母亲拿了杆竹竿在大门口的枇杷树上敲了几串枇杷下来，用个长长的像个米筒那么大小的卫生纸塑料袋把枇杷装进去，让我拎着，把我送到老太太面前，对我说：“拿枇杷给太太吃”，我把袋子递过去，老太太象征性的拿了几颗。母亲走后，我就在老太旁边坐下吃枇杷。我四五岁的时候吧，老太太走了，送葬那天，我站在祠堂的木墩上看热闹，那时我还不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悲伤了，后来我父亲把我叫了回去，问我“怕吗”我说不怕，母亲说在她身边长大的那会怕。
大点后，我也就跟着姐姐走几公里的田坎路去村办小学上学，姐姐上课我就在教室外面玩，记性最深的竟然是墙角那缸用烂麻袋遮了半圈的缺了口的大尿缸，那时下了课，那些在当时我看起来很高大的男生就围着那尿缸撒尿。
在我上学前班的那年，我们村做了件大事，而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发生大事，那年是八九年，那天我蹲在猪圈门口，看父亲在做水泥猪糟，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父亲说“又死了一个，三个了，刚刚收音机上说的”那时我从父亲他们的口中知道了有个地方叫北京，那里死了人。我们村的大事是，从水渠那开挖条暗渠从村里过，用来解决几十亩旱田的灌溉。
集体干活是热闹的，年轻男女嘻嘻哈哈，几个要好的已婚妇女在一起说着别人家的闲话，而隔了段距离的与她们有过节的妇女总是竖起耳朵来想听到些什么，但因对方声音太小听不到，只好朝着她们的方向，呸呸呸的吐口水，当然往往是口水没吐出多少，声音倒很大，对方见了也不示弱，也用呸声还击。
枷婆（腿或手脚有残疾的女人的称呼）是隔壁村里民生的老婆，我不知道她的真名是什么，只知道大家都叫她枷婆，枷婆不但手脚有残疾脑子也有问题。民生其实是很帅的一个人，只因他母亲当年脚上烂了个洞，被误以为是麻疯病，赶到麻疯村住了几年，民生就讨不到老婆了，后来年龄大了才娶了枷婆，枷婆也一直没有生育。那时枷婆几乎一年到头都是挎个粪簊一瘸一拐从我们村经过去到小山坡上拔一种叫白毛棵的草回去当柴火。那天，枷婆被我们村的人捆绑在祠堂门口的大树上，枷婆毁了村里人的庄稼。很多人围在那里看，七嘴八舌，有骂她坏，也有人觉得他可怜，我那愣头青的堂哥还用烟头烫她，被村里的老者骂了。
十多年后，在外打工的我回家过年，在闲聊中知道枷婆死了，民生又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个十二三岁弱智女孩，那女孩管民生叫伯伯，但村里人说民生是想养大来当老婆。那女孩像接了枷婆的班一样，也是天天在山上拔草，没几年民生娶了个五十多的寡妇回来。寡妇来了才一二年，那女孩死了，有人说是病死的，也有人说是寡妇饿死的。
我们村走了很多人，也诞生了很多新生命，新生的因为我常年在外，也就很多不认识了，但走了的，我却能全记得，其中有陪伴我童年的老太太，还有老太太的儿子儿媳，以及我的爷爷奶奶，还有我英年早逝的伯父伯母。村里也有几个很年轻就走了的，我也能常常想起他们，想起也就难免唏嘘。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无聊，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写这个要表达什么，在表达什么。或许什么都没表达，只是记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