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现在与将来》，这两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观点。他认为，中国由于产业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既然没有带动阶级，那么当然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并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解决的办法只能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应对资本家采取措施矫正态度，从而唤起他们的觉悟，以缓和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对此，陈望道、邵力子发表文章，对张东荪的观点提出质疑。1921年2月，梁启超在《改造》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对张东荪的思想观点予以支持和发挥。这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展开，历时一年多进行。
张东荪、梁启超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在中国不要进行革命、不要社会主义。张东荪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产生是不合时宜的。
他说：“党是代表那个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办好的完成与自觉尚早。”所以，他主张当前的中国面对的不是建立政党、建立军队、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兴办实业，兴办教育，救治愚昧，救治贫乏。而开发实业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这种观点涉及到中国未来的根本道路是否选择社会主义，是否应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对均展开针锋相对的批驳。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两篇文章，对张东荪等人的主张进行批判。他指出，“中国不欲振兴实业而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大钊以苏俄为例，指出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还说，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其原因在于，“在现代阶级争斗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关系到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讨论。通过争论，一是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上，更加明确了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三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如1921年9月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再次向马克思主义宣战，认为中国有专制的传统，因而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极力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和自我表现。他们的主张是：“（一）我们不组党，不想以党的势力执政柄以支配全国。（二）我们不和任何军队发生关系……我们细细解剖中国的民族根性，而知道中国人有先天的不善用政党性，就是中国人在先天上有把政党来‘恶化’的根性，无论何种政党一杂中国人的性质但为万恶之源。至于军队我们可以斩钉截铁说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军队绝对不能用于有益于社会的方面——除了消灭他们”。与此同时，张东荪等人将在中国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设想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预备阶段，就是进行思想传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不在于革命的宣传，而在于思想的传播；二是实施阶段，即进行“祈祷式”和“蚕食式”的政策。所谓祈祷式政策，就是使资本家和工人“一个个心上都满怀着兄弟样的亲爱，且受此种兄弟样的亲爱的鼓舞”。所谓蚕食式政策，就是把工人按行业组织起来，请求资本家良心发现，给予支持，把企业管理权逐渐交给工人，整个过程如同蚕吃桑叶一样。对此，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拿起论战武器，予以回击。例如，李大钊积极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主张要尽快地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发表《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逐一回答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明确认为：“行会社会主义……于实行方面研究无大价值。何则？以徒尚空谈，于实行颇不易也。”因为在他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批驳下，到1922年夏，偃旗息鼓。但是，李大钊却一直在继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宣传社会主义，并在理论和学说上予以了较为系统地阐释。
4.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一译“安那其主义”，在近代中国是比较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早在19世纪，中国就出现了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者赫德尔、诺比林、克鲁泡特金的文章。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他们于1907年分别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创办无政府组织和刊物。而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刘师复，他于辛亥革命后先后发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心社”，创办《晦鸣录》（后改名《民声》）刊物，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出版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1915年刘师复去世后，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区声白成为继刘师复以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正统派主要代表。1919年初，他们组织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宣扬无政府主义。由于无政府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和国家，幻想建立无政府无组织的社会，所以极容易为那些不满现状，痛恨中国社会黑暗，向往光明和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所接受。因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范围很广。据统计，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社团有九十多个，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为宣传中心，出版的刊物有七十余种。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反对封建专制及封建道德，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确实起到了唤醒国人、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却是不相容的，而且成为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妨碍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的一大障碍。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从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崇尚绝对自由等观点，一一作了批驳。
1921年1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自由与秩序》，文中指出：“试想一个人自出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从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系，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
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各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的论战持续了大约一年多，其历史意义在于：一是进一步提高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坚定了他们的无产革命立场；二是使一大批青年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三是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而言，很明显，就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是鱼龙混杂。从实用主义、工读主义、互助论、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教育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以至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从平民教育到“到民间去”、“到法国去”，都在这一时期兴起。正因为这样，五四时期新思想从一开始就注重传播，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深入系统研究，更谈不上分辨何种思潮更合乎中国国情。青年知识分子由于出身、经历、所受教育不同，故其心目中的新思想在概念上也各不相同。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有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认识到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是模糊不清。在各种思潮中，社会主义最时髦，当时虽然形成谈论社会主义的热潮，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没有一定的标准，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都被囊括在社会主义名下。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时，注意不到其理论内涵的科学界定，不介意各种流派的属性规定有何严格区别，笼而统之的对待，只要涉及到一点生产资料公有，财产平均分配等主张，往往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个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对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理论指导的需求，与各种思潮及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争，以及现实社会实际变革的需要，都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追求和传播。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辨析、比较，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服于任何压力，也不是追逐时髦，而是对于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缜密的思考之后所作出的决定。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李大钊、陈独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毛泽东为五四爱国运动骨干，湖南著名学生运动领袖。正是通过论争，他们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不同思潮的论争也促进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大大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五四时期，各种社团组织相继产生，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社团大繁荣的局面，社团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促进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对五四时期政党的运作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的前途和历史命运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登记在册的北京社团就有二百八十一个，一年之内集会达五百零六次。1920年，社团数目又有增加。这些社团规模大小不一，持续时间不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团着力于社会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的研究和传播。下面主要介绍几个当时影响较大且与李大钊有密切关系的社团。
5.国民杂志社
1918年10月20日成立于北京大学，以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为骨干，社员二百余人，多为回国的留日学生。《国民》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创刊。在国民杂志社启事中，言创刊之目的是：“同人感于世界潮流之剧，国民智识不足以资为因应，实为国家前途之一厄象；爰集同志组织一月刊杂志，名曰《国民》，以增进国民智识为主，主本研究之所得贡献国民。”其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由于其宗旨反映的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它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在该杂志例言中特别交代：“本杂志敦请国内有名学者，每期担任两篇以上之著述。”
国民杂志社虽然是个学生团体，但它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支持。如蔡元培、邵飘萍等予以帮助，甚至曾出席国民杂志社的成立大会。
主持《国民》编务的是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李大钊任导师。李大钊不仅积极为《国民》撰稿，还是该杂志的总顾问。李大钊撰写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文都发表在《国民》杂志上。1919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召开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等作了演讲。李大钊明确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
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李大钊对国民杂志社的影响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初期阶段准备了一批基本力量，如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人都是由李大钊直接教育和培养的进步力量的代表，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
6.新潮社
李大钊和新潮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新潮社于1918年秋由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北京大学文科学生组织成立，后改称新潮学会。1919年1月《新潮》创刊，在启事中明确写着“本部敬请图书馆主任、庶务处主任为顾问”。顾颉刚在《回忆新潮社》一文中说：
新潮社的编辑设在北大红楼的第二层。
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新潮》以“文艺复兴”相标榜，其宗旨是介绍西洋思想，批评中国时弊，鼓吹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批判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得到《新青年》杂志同人、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胡适任新潮社顾问。（《新潮》杂志第2卷第2号），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伦理道德问题，给新潮社以新的指导思想。他说：“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同时，李大钊引导新潮社成员注视世界大势尤其是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历史趋势。李大钊对新潮社的支持还表现在：
当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时，李大钊断然为二人辟谣，表现了他对青年的无私关怀。《新潮》在反对封建伦理方面有其突出的贡献，但却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
新潮社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倾向，同时坚持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正因为有以上倾向，五四运动后，新潮社绝大多数社员就迅速向右转化了，不久解散。“对新潮社的指导可视为李大钊对现代化精英群体组织能力培养的最初尝试”，尽管后来新潮社很少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员，但《新潮》译介西方现代学说，发表了鲁迅的小说《明天》及译作《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在中国近代社团中颇具影响。
7.平民教育讲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