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会者的态度来看，马林的观点面临着被否决，也就意味着国共合作将会流产或者拖延。而此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由于陈炯明的背叛，孙中山处境比较艰难，一些国民党内的人士对革命缺乏信心，逐渐疏离于孙中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孙中山也欢迎中国共产党同其合作。在紧要关头，李大钊站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立场上，对国共合作形式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明确表示赞同大家关于保持党的独立性的看法，对陈独秀的观点也部分支持，赞成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效忠他本人的入党办法。同时，李大钊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党内合作的主张。李大钊指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的党旗，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使是单一的国民党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党员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也不会丧失党的独立性。
李大钊为了促使“西湖会议”能够在国共合作方式上达成一致，在坚持党内合作的前提下，针对张国焘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折中调和，他深知联合战线委员会的形式不会被孙中山所接受，党内合作是实现联合战线易于实行的办法。孙中山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先驱，只要求人们追随他革命，并不十分计较其所信仰的主义。因此，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拒绝党外合作的任何形式和建议。李大钊立足于现实的分析，让会议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他最终提出了自己的调和主张，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且先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去充当国共合作的桥梁。这是实现中共二大之既定政策和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两全齐美的办法。
在李大钊的努力下，“西湖会议”最终通过了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入党的手续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人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应该说，“西湖会议”确立了党内合作的形式，使中共高层达成了共识，在民主讨论中实现了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发展。同时，李大钊的立场及其对待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清醒态度，假以高超的待人处事艺术、以理服人的劝说，促成了“西湖会议”的胜利召开，为国共合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湖会议”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其中大多数人不能接受党内合作，意见分歧较大，那么，为什么李大钊能够成为不同观点的调和者，并最终促使党内高层领导人达成一定共识呢？这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李大钊具备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正确分析和判断。
首先，李大钊对中国国情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一方面看到了无产阶级时代的来临，“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只要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还受资产阶级意志统治的这种时代继续存在，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的正是这种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也可以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军阀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压迫，“我们内受军阀的滋扰，外遭国际帝国主义的胁迫，我们的经济日渐枯竭，生活的程度日渐增高，于是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沦落无已，直到奴隶的生活为止了”。李大钊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出发，认识到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李大钊坚定告诫世人绝不可能依赖军阀制度或军阀政府去改造中国，革命势力要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
其次，李大钊对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有着公正的评价。他指出：“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
在李大钊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有国民党和进步党两个团体，国民党的目标是民治的，所以比较上算是一个完全的政党。另外，李大钊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存在的一些不足，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对国民党实行大的改组，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合作，“虽然他们常为军阀（袁世凯、陈炯明、陆荣廷等）所驱逐以至失败，然而这是我们人民不能帮助他们的缘故。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因为像这样，便是间接的扶持或默认反动阶级的利益了。”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的统一战线的范围之中包含了中国国民党，而且从他所用的“扶助”这个词语，也十分明确地表明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所处的地位，即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组，共产党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再者，李大钊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能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中，我们能够理解到李大钊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倡导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观念，使其能够较早理解和接受了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并成为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客观来看，李大钊能够力促西湖会议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有许多现实的原因。比如，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有些本来就是老国民党人，如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不仅在历史上同国民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五四时期同国民党人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陈独秀和戴季陶、邵力子等在思想上、生活上的交往均甚频繁，堪称“密友”。陈独秀还同老国民党人、众议院副议长、广东非常国会议长褚辅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李大钊同张继、孙洪伊、王法勤等国民党的重要干部交往颇多，他与陈独秀同著名的老国民党人蔡元培的关系也很密切。李汉俊不仅是著名国民党人李书城的弟弟，而且是《星期评论》社的主要编辑之一。一些国民党人曾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有些国民党人对这两个组织的活动，还给予一定的援助。总之，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许多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彼此的态度也很友好。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在反帝反军阀、联合苏俄、发动工农民众和建设平民政权等中国革命的几个基本问题上，同国民党内先进分子的主张是相同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在李大钊等人的劝说下，国共合作以党内合作的形式来进行，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高层领导人的理解。
7.为国共合作的建立南北奔波
“西湖会议”上，李大钊对与会者中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说服、疏导工作，确定了由少数共产党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但是，党内的观点并未完全统一。1923年，鲍罗廷来到北京，李大钊召集党内会议，进一步明确两党合作事宜。会上，李大钊指出，要发动反帝反封的革命，国民党的现状是无法担负的，必须增加新的血液。国民党需要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他主张共产党人加人国民党，会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拜会了孙中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促成国共合作的建立，李大钊三赴上海，两下广州，南北奔波，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大力推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1月，在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系下，苏联代表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会谈，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在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宣言中，双方达成共识，中国最要紧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
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李大钊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建立了真挚的革命情谊。每次会谈，孙中山“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孙中山真诚地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后，李大钊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之一。李大钊在加入国民党时已经向孙中山表明了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身份，孙中山的回答是，“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在1924年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中也曾经提到过，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可以看出，孙中山让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态度是真诚的，李大钊在国共合作上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孙中山逐渐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依靠广大民众，革命才能成功。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主题是关于共产党员如何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李大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等文章，表明他一直在深入思考并积极呼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李大钊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目的是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工农运动，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针对会上许多人提出的加入国民党会失掉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会损害党的纯洁性的论调，李大钊明确提出，保持党的阶级立场和纯洁性是必要的，但是目前除了以国民党为中心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李大钊还从不同认识角度及革命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向全党阐释了“党内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李大钊在1923年的一次关于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的讨论会议上指出，“今天革命事业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需要加入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共产党为了进行这次革命，也需要国民党合作”；“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
中共三大围绕着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形式问题，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有了明确的认识，包括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同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中共三大召开期间，李大钊又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讨了国共合作后的一系列问题。1923年10月，孙中山密电邀李大钊去上海商讨国民党的改组问题。李大钊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参加研究改组工作，草拟国民党党纲等。1923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及改组计划。11月29日，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准备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在国民党一大开幕前一个月，李大钊就到达广州，着手帮助孙中山完成大会的准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对李大钊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大会的进行，并在大会所设的委员会中，担任了大会宣言的审查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宣传问题审查委员、参加宣言和党章的最后审定工作。与会代表一百六十五名，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二十三名中共党员。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了“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公开排斥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李大钊对此给予了有力地回击。他在会上发言，并散发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向与会者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国民党是目前国内唯一“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是唯一“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会选择加入国民党。“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李大钊的发言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使国民党右派的提案未能通过，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遭到了彻底失败，为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