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国国君齐宣王好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喜欢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
齐宣王听了很高兴，手一挥，南郭先生便成了300人乐队中的一员。刚开始，南郭先生还心虚，没多久，他便放心了：300人的乐队，谁会注意他一个人呀。就这样，南郭先生在乐队中混了几年。几年后，宣王归天，新王继位。新王虽然也喜欢听吹竽，但他更喜欢听独奏。看着其他乐手一一上殿演奏，南郭先生便呆不下去了，于是在一天深夜偷偷溜走了。
这一故事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含义。“滥竽”为什么能够“充数”？是由齐宣王的听竽制度造成的。齐宣王的个人爱好决定了乐队是一个庞大的集体，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出现南郭先生是必然的。一是因为这样一个集体存在着管理的漏洞，而管理漏洞恰恰是很多喜欢钻空子的人的“套利机会”；二是在这样一个集体中总是会存在“搭便车”的机会，南郭先生便有效地享用着这一机会。
我们应该看到，齐宣王这一制度从效率的角度讲是失败的，但是这一制度有另外一个功效，那就是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而到了新王，集体演奏制度变成了个人演奏制度，于是“套利机会”和“搭便车”的机会没有了，效率提高了，但就业机会却少了。南郭先生跑了，没准儿会到某一个地方成立反对派。因此，制度的设计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公平。
相比较而言，新王设计的制度则是很合理的，有一根“竽”成了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最终还要看个体能把竽“吹”得怎么样，这就把齐宣王原本“物化”的标准“人化”了，从而使钻空子的人失去了套利空间。
我们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得勤劳，就一定要改变制度。当新王改变了制度，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先生没有吹竽的才能，只好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这样的人，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也一定会提高。
要使懒人变得勤劳，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1.实行效率工资
“效率工资”一词最初来源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家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资待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营养普遍不良，因而较高的工资可以改善工人的营养，增强工人的身体素质，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但是很快经济学家们发现“效率工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于是原来的解释显然不合理。最后，经济学家们统一解释为：较高的工资是企业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在这里，工资构成了工人偷懒被发现进而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工资越高，解雇的机会成本越高。为了避免过高的机会成本，工人就必须努力工作，以免因偷懒而被解雇。所以，较高的工资有利于减少工人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
2.实行团体激励或惩罚
在团体合作的过程中，要测定或监督每个成员的业绩是不容易的，因而监督成本就会变高。替代的办法就是对整个团体的最终业绩进行评估，当业绩达到一个给定的目标时给以团体奖金，达不到则给以团体罚金。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奖金，谁也不愿意受罚，于是每个人就会努力工作。当然，在团体活动中很难避免偷懒行为，如果奖金足够高，罚金也足够高，每个人在进行利弊权衡后都会减少这种偷懒倾向。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而是制度引导的结果。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一种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
正如经济学家常说的：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因此，组织要开发制定一套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杜绝“滥竽充数”的现象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