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首先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庇古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
1.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2.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庇古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庇古从第一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社会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加社会产量。而要增加社会产量，就必须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认为，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纯产品，从社会角度衡量和从个人角度衡量并不经常相等。当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时，国家应当通过补贴扩大生产。当小于时，国家应当通过征税缩小生产。只有每一生产要素，在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品都相等时，才达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他认为自由竞争可以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庇古从第二个基本福利命题出发，提出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大社会经济福利，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他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广到货币上来，断言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他所说的收入均等化，就是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政策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庇古认为，通过实现“把富人的一部分钱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均等化”，就可以使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
长期以来，完全竞争市场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福利分配机制。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有利于福利的有效分配。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是指消费者对物品的主观感受。消费者是否感觉到物品对他有用、有价值，是衡量社会经济福利的标准。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必然会使生产资源从高成本生产者转换给低成本生产者，从而使生产者的成本降低，使稀缺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能达到总剩余最大化的效果，这种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从价格上来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由于其价格为商品的最低平均成本，只要对商品的评价高于或者是等于最低平均成本的消费者都会选择购买，因此这种情形下，社会中总剩余会达到最大值。
二是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实现公平分配。公平是衡量经济福利的另一重要标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的消费者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所有的企业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和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既美妙又让人惊奇，正常运行的最优组合，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这正是所有人都期待的结果，也是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市场情有独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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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卡尔多首先提出：如果在情况A下，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之后，仍然比情况B好，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希克斯在卡尔多标准上提出：如果在情况A下，受损者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西托夫斯基对卡尔多标准和希克斯标准作了补充，提出检验福利的“双重标准”：如果受益者能使受损者接受将B变为A，然而受损者却没有办法诱使受益者不将B变为A，那么对社会来说，情况A就比情况B好。卡尔多、希克斯等人被称为补偿原则论派。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如果改变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种改变增加了社会福利。按照这一标准，只要垄断资本家们的境况好起来，而不管多少人的境况坏下去，都是增大了社会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