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起义军对官府充满怨恨，所以他们打起仗来十分英勇。张的军队渐渐招架不了，于是就使暗招，放起了冷箭。王小波忙于正面交锋，没有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顿时血流满面。但是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率军猛烈进攻。起义军见王小波负伤后仍然坚持进攻，顿时士气倍增，终于打败了守军，杀了张，占领了江原。但由于伤势太重并且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王小波却倒下了。王小波死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作为首领，继续反抗朝廷。
在李顺的正确领导下，起义军美名远扬，并且人数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为老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许多贫民都翻了身。李顺大军最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城市成都。
公元994年，李顺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自称大蜀王。接着他一面整顿兵马，一面派兵继续攻占其他城池。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惊动了北宋王朝，宋太宗急忙任命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则率领大军向李顺进攻。由于朝廷军队强大，很快就攻到成都。当时由于起义军的主力都在外攻打其他城池，成都城内仅有十万余人。起义军经过英勇奋战，战死了三万多人，成都被攻破，李顺也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其他人的带领下在各地继续作战，直到996年五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酷评】
王小波并不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家，但他是个高明的营销专家。像先前的农民革命领袖一样，他先算清了革命的成本与回报——如何隐忍（在官府的官营、垄断、盘剥下）都是条死路，倒不如奋力一搏，虽然风险高，但回报也高。之后，他审时度势，对“革命市场”做了深度的分析：像他这样处境（甚至更差）的人的基数庞大，也就是说他所提供的产品基本属于大众的钢性需求，只要一经推出便会迅速占领市场。而更重要的是他打出了直指客户内心的广告语：贫富不均，我来为你平均。直白、平易、简单、上口，产品的核心与服务的观念合而为一。这样成功的营销案例，值得后人在工作中学习。
§§§第六节 北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雄心万丈的萧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这次辽军声势浩大，足足有二十万人。大军经保、定二州，直接来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河北的大片领土已陷入辽军之手，仅有一河之隔的都城开封岌岌可危。
此时正值宋真宗当政。辽军侵犯的告急文书一天之内来了五封，京师大震，朝廷上下惊慌失措。唯独新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私下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了下来，不让宋真宗知道，以免制造惊慌。这一举动被其他大臣发现后告诉了宋真宗，于是宋真宗质问寇准：“宰相为什么将告急文书都私扣下来了呢？快快呈上来！”寇准无奈，便将一堆急报都拿了出来。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急忙问寇准：“这可怎么办啊？”寇准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您是想快快解决这件事还是慢慢来解决呢？”宋真宗急忙说：“敌军压境，我当然是想快点解决这件事！”于是寇准说：“陛下，想要辽国退兵，五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宋真宗说：“宰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寇准严肃地说：“陛下，这不是玩笑，只要您亲自出征，辽国五日内必然退兵！”
但是宋真宗和前面两个皇帝不一样，他们都有戎马生涯，而宋真宗则是在深宫中长大，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去亲征呢？况且之前有宋太宗高粱河惨败（公元979年，宋军为夺取幽州，在高粱河与辽军交战，大败，宋太宗仓皇南逃）的教训，宋真宗对辽国一直都很畏惧。现在宰相寇准忽然提出要他御驾亲征，这无异于赶鸭子上架。于是他面带难色，准备站起来回到内宫。寇准立即跪倒在他面前，劝他不要动摇和慌乱。宋真宗性情软弱，于是勉强同意明天上朝商议亲征之事。
第二天上朝，宋真宗刚刚说完亲征之事，朝堂上立刻炸开了锅，大臣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很多大臣都不主张皇上亲自出征，甚至有些逃跑派还提议迁都。寇准大怒，说：“区区一个辽国，就让大宋百官惊慌如此！大敌当前，谁再提议迁都，立即斩首示众！”这才算把逃跑派的气焰压了下去。然后他跪在真宗面前，再次提出让他亲征。他苦口婆心地对宋真宗说：“如果皇上亲征，定会振奋军心。文武大臣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辽军自会退去。如果辽军来攻，我们可以制定策略去骚扰，打乱他们进攻的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等辽军疲惫不堪后，再趁机攻打，这样就可以击退他们了。如果现在迁都，势必导致军心慌乱。如果辽军趁机来攻，大宋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很多大臣的支持。宋真宗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形势逼人，他不得不勉强答应。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任命雍王赵元份为开封留守，自己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真宗被迫来到战场，尽管他本人心惊胆寒，坐在车上瑟瑟发抖，但是当大宋皇帝的龙旗出现在澶州北城楼时，士兵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响彻数里。可以说宋真宗的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和战争的全局，宋军对辽军开始猛烈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忽然传来丧讯：留守开封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去世了。宋真宗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交给寇准。
宋真宗离开澶州后，宋军在战斗中连连告捷，特别是宋将张环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览，也就是当年擒杀宋将杨业的辽国大将。这件事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并且辽军孤军南下，已经深入中原腹地，供给线太长，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于是萧太后只能暂停攻城的计划。
但是宋真宗根本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御驾亲征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萧太后议和，只是因为当时两军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萧太后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使军队损失惨重，便开始谋求议和，于是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两人一拍即合。尽管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但受到朝中妥协派大臣们的诋毁，况且宋真宗也倾向于议和，被迫放弃了继续战斗的主张。
宋辽两国立即停战，双方开始进行和谈。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朝的条件则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绝对不答应割让领土的要求。萧太后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宋朝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请示宋真宗，宋真宗说：“如果辽国的条件苛刻，每年给一百万的钱财也行。”为了讲和，宋真宗还真舍得下本。再说当时宋朝也相当富有，用百万“岁币”换来和平，他们都觉得很值得。后来曹利用被寇准截住，寇准命他只准给三十万银绢，否则就斩立决。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于是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
1.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年龄和辈分）。
2.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的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3.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4.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市场），开展互市贸易。
尽管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有点辱国，但是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和平状态，一百二十年间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
【酷评】
击败饿狼的最好方法是集聚力量将它杀死，而不是频频地喂肉，因为狼只要活着，就必然有饿的时候。前者是釜底抽薪，后者则是扬汤止沸。宋王朝虽然买来了一段时期的和平，但实际上就像常说的那只“青蛙”，把自己放在温水里煮，开始时觉得很舒服、很暖和，渐渐地火势越来越大、水温越来越高，青蛙就被煮熟了！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了辽国这样的敌人，但“饿狼”一直会存在，它可能是工作上的某种困难，比如工作没热情、有畏难情绪，可能是生活上的某种坏习惯，比如做事爱拖拖拉拉、有始无终，如果我们一直忍让着“饿狼”逼近，那么终会有一天，你对工作完全失去了信心，工作也会抛弃你，生活上的坏习惯也“积恶成疾”，以后想改也改不过来了。而正确的做法是，理清思路，从根上把问题解决了。
§§§第七节 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人物，而且都是少年得志型。王安石22岁中进士，苏轼比王安石小16岁，21岁中进士。不过，王安石有年纪大的优势，所以苏轼在1057年中进士时，王安石已经在中央国防部群牧司（掌管战马的单位）担任副司长了。后来，两人各自凭着理想在官场中冲锋陷阵，二人偶有交往，但只是官场客套，直到1069年，宋神宗让王安石变法，两人的人生才真正有了交集。
王安石变法工作在筹划阶段，需要大量精英。王安石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苏轼。
王安石叫来苏轼，略微寒暄几句，就单刀直入地问：“改革正需要大量人才，你做我的帮手如何？”
苏轼说：“不知道您到底准备怎么样改革？”
王安石就侃侃而谈：“小改革是解决不了现在的大问题的，要彻底改变天下的弊端，就要想办法在差役办法、税收办法、军事制度、考试制度等方面作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苏轼摇头，表示了异议：“我认为治理天下关键是在治人心而不是治术，就是说要开启民智，民智开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心没改变过来，什么改革都改不出成果来。您说的这些，除了以才取人我觉得还可以外，其他的都不太认同。”
苏轼为什么对王安石的变法计划丝毫没有兴趣？历史学院派的说法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打击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苏轼恰好是地主阶级，如果苏轼真的肯帮王安石，那就是“大义灭亲”。这种事当然不会发生在“仁孝为先”的苏轼身上。
后来，王安石的改革大踏步地向前，几乎就是在冲锋。几乎所有士大夫都反对，这里面自然就有苏轼。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策略很“阴”。王安石贷款给农民，让农民拿这些钱种地，而对于城市里的市民，则不给贷款。当然，这部分贷款是先到地方官手中的，苏轼当时在京城里担任贷款主管官员，他居然把钱贷款给市民，要他们拿去做生意，真正的农民却没有得到贷款。
苏轼当然不是个案，不过苏轼在天子脚下敢明目张胆地这样跟王安石对着干，王安石当然极不舒服。
1070年，御史台的监察总长司马光因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王安石排挤出中央。当时宋神宗需要一个监察总长，希望起用苏轼。可王安石一口咬定，苏轼这人比司马光还难搞，如果要他当谏官的头目，那变法肯定无法进行。于是宋神宗答应不用苏轼，但王安石认为这样还不成，因为苏轼在中央迟早是个祸害，所以找了个借口，让人弹劾苏轼，说他在工作中有失职之处。当然，每个做官的都或多或少有失职之处，苏轼就这样被踢出了中央，到杭州做了市长助理。
苏轼这次离开中央，等于和王安石做了个暂时的告别。从1070年开始，苏轼一直在各个地方做地方官。偶尔回京述职时，会和变法事业每况愈下的王安石见上一面，但两人的关系似乎总处在隐约的敌对状态，所以，二人根本没有什么闲话可谈。
在苏轼眼中，王安石的变法事业肯定要失败，因为太多的人反对，即使宋神宗本人也偶有动摇的时候。1074年，王安石无法承受反改革派的攻击，被迫辞职。虽然在第二年年初他又被宋神宗请回，但只在中央呆了七个月就再次辞职，从此，和苏轼一样再也没有回到中央。
1079年，苏轼在湖州做地方官，做了几首诗，被他的政敌捉了个正着，向宋神宗报告说，苏轼在地方上诽谤朝政，有不轨之心。中国方块字的衍生力强大，朦胧虚幻，所以一个字，特别是在诗歌中怎么解释都有道理，于是，苏轼被捉进天牢，等候严厉的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由于事关重大，除了弟弟苏辙愿意丢掉乌纱帽救他外，其他的亲友以及官员都躲避不问。而此时，已经退休在家、曾经和苏轼几乎是仇人的王安石居然在老家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快马送往京城。他认为苏轼是忠臣，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根本不可能有诽谤朝廷之言。宋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后，再三思考，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苏轼的罪行，将其贬到黄州做官。王安石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对往日的政敌表示出最大的宽恕，由此可见他个人的品格。正是因为这件事，他赢得了苏轼的尊敬。
1084年，苏轼被朝廷调到汝州担任官职，在上任的途中，苏轼顺路拜访了在江宁老家的王安石。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便穿着野服（村野平民的服装），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江边见苏轼。苏轼同样穿着野服拜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来拜见丞相大人的。”王安石说：“我们之间就再也不要讲这些礼节了吧！”两人哈哈大笑，真可谓是一笑泯恩仇。
【酷评】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孔老夫子绝对是一个老江湖，世事洞明，尤其对人情琢磨得倍儿清。意见不一样的两个人，就算是爷孙俩或者夫妻俩，肯定也整不到一块去，一开口讨论正经事，准会粗脖子红脸。但话说回来，“道”其实又是个很虚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变法时，王安石和苏轼意见不一，明争暗斗。然而几年后苏轼落难时，王安石却是少有的几个伸出援手的人。所以也可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昨天关系不好的两个同学，十年后工作了却是最要好的哥们；现在天天呲牙咧嘴的两个同事，以后不在同一个公司了，却可能成为事业上最得力的帮手。
§§§第八节 马植的馊主意
都说是红颜祸水，但是有的大老爷们也是祸水，做起事来祸国殃民。马植就是北宋的典型祸水。
马植出生在辽国，世代都是辽国的大族。他仗着自己是贵族，在辽国也混了一官半职，在朝廷担任光禄卿一职。但他为人狡猾奸诈，是标准的势利小人，所以同僚们都很蔑视他，渐渐地他就被其他官员所孤立了。马植眼看在辽国是混不下去了，也混不出什么名堂，他就想着换一个门庭，另谋高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