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教育产业化，指的是利用市场手段，增强教育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主要表现形式是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
尽管教育部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义正言辞地对教育产业化嗤之以鼻，教育产业化仍然彩旗飘飘。很明显，决定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不是学术的讨论和官方的表态，而是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利益博弈。
校长们进行教育产业化的理由也十分充分，我们要扩大校舍提高学生的住宿条件，要修缮操场增强孩子的体质，要绿化校园让孩子们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经费不足，只能“自力更生”。
我们到底要给学校交多少钱？
应该从哪里找钱？学校找钱的渠道虽然备受诟病，反产业化主义者也将其批得体无完肤。但事实上，国内学校找钱的门路并不多。
依靠政府是第一条路。由于财政拨款不足，吃不饱饭，就在贷款和学费上做文章。
在中国，有不少高校成了困难户，“贷款热”风靡一时，向银行贷款成为高校解决经费不足的捷径。
贷款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还要支付巨额利息，向学生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成了很多学校的最优选择。学校向学生索要的或明或暗的费用越来越高，为什么我们愿意“忍气吞声”甚至迫不及待地交费呢？这牵涉到优质资源稀缺问题。
上学贵，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不挑肥拣瘦，上学不难也不贵。“上学贵，上学难”反映的是，我们对教育的更高追求以及教育提供的优质资源稀缺性之间的错位。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能让孩子输在半路上，不能让孩子输在终点上。不管在孩子成长的哪个阶段，都不能输。这是很多家长为孩子谋幸福的普遍心态，对中国的教育资源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但是，中国的教育分为三六九等，教育资源看着风风火火，优质资源实则相对匮乏。
蔚为壮观的留学热即是一例，人们宁愿付出比国内“乱收费”还要高的费用，把孩子送出国，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冤大头”，在很多人看来，国外的优质资源要比中国多得多。出国留学的孩子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孩子还是留在国内。为了让孩子在国内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各显神通为孩子争抢优质资源。
有些教育资源还出现锐减的状况，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教育需求。根据教育部的资料，教育部门创办的幼儿园从2000年的175836所减少到2008年的133722所。幼儿园数量不断下降，有学前教育需求的适龄儿童却在增加。
我们“望子成龙”心切，早已打好了“不惜一切代价教育孩子”的打算，优质教育资源又相对不足，竞争者少，垄断了教师、品牌等资源优势的学校，自然可以坐地起价。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明文禁止学校乱收费、多收费，但不合理的制度门槛，为学校打出收费牌提供了“正大光明”的理由。其中，重点学校制度、转制学校制度备受指责。
以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生”为目的的重点学校制度，与其交相呼应的是政策、制度和人才的倾斜与垄断。大量优质资源源源不断被输送到这些镀着“重点”金银的中小学和大学，大片普通学校由于背景不够“根正苗红”，得到的资源相对较少，由此出现学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为寻租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择校费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中小学出现了“民办公助”、“公办民助”、“国有民办”等类型的“转制学校”，最初目的是减轻政府教育支出负担，缓解学校经费短缺状况。公办学校摇身一变成了“改制学校”，有了“改制”这块招牌，学校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伸手向学生要钱了。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校中校”，原来的公办学校里又有了民办学校，民办学校打着名牌学校的品牌，借其晕轮效应招揽学生和收取费用。
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不足，优质资源稀缺，制度充当了收费保护伞，多管齐下，形成巨大的收费市场，五花八门的费用朝学生家长扑面而来--择校费，学费……
择校费最容易形成气候，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允许收取择校费，但一个城市的好学校寥寥可数，又有无数家长为孩子寻找好学校而四处奔波，供需的不对称为高额择校费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择校费少则每年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甚至更多。
除了择校费，还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叫不上名堂的费用。明明是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学生还隔三差五地回家要钱，名目错综复杂，家长大都乖乖掏了腰包。2006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曝光了8所教育乱收费的学校，分别是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浙江奉化中学，这8所学校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
自身经费不足，“生财之道”狭窄，逼着学校在收费方面大做文章。在国外，学校挣钱的门路要多得多。国外高校的基金会就值得我们借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都设有基金会。耶鲁大学2005年的年报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耶鲁大学基金会为校方提供的财政支持，从1.49亿美元猛增至5.67亿美元，贡献率从5%增至2005年度的32%。斯坦福大学基金会也为校方提供了78%的财政支持。与金融界的专业基金会不同，这些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校友和富人的募捐以及在股票、基金等方面的投资收益。但是，中国的学校并没有这样的生财之路。
校园，这片培育国家未来力量的净土，正在喧嚣中为钱奔波。它标榜道德，标榜天使，却在尘世中因囊中羞涩、贪图财富，而“勇敢”地沦落，沦落的时候它们踌躇满志，并不觉得这是堕落，充其量，只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对于孩子，大国崛起会带给他们什么？
家庭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有了一定的基础追逐孩子的高品质教育，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白热化；教育培训市场声名鹊起，孩子的娱乐时间被挤压得只剩一条缝；新的“童年”开始了，电脑与电视在父母与孩子之间筑起一面柏林墙，孩子沉溺于虚拟的世界；物质世界如此丰富，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穿衣界限变得模糊，豹纹、丝袜以及高跟鞋，也在进军孩子的穿衣市场……
肯定的回答是，这个教育剥夺了孩子在成长中的快乐，还吞噬了你大半生的积蓄，结果却事倍功半。
我们到底应该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
2011年的某期《南方周末》刊登了湖北一名中学生所写的题为《我要是教育部长》的文章，笔锋略带稚嫩，但寥寥数语却道出了教育改革的方向：
我要是教育部长，我会先去找财政部长，“给教育多拨些钱吧，增加中小学校的数量，让孩子们都有学上；再提升大学的质量，让饱受应试教育摧残的毕业生们上了大学之后，起码觉得以前受的苦是值得的。你要问拨多少钱合适，邓小平同志说过要拿5%的国民生产总值办教育 （邓小平1986年《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少于这个数我可不干”。
再让北京的高中校长到湖北来，湖北的高中校长到北京去，让东部的校长和中部的换一换，让这些站在教育第一线的校长们切身感受一下--同一个中国，同样的“教育”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最后，我还会在中国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所大学真正的老大是教授们，行政与教学分开互不干预，让大学成为纯粹的大学！
当然，作为教育部长，我更会支持和维护学生们对教育制度发表意见的权利，就像《南方周末》给了我一次当教育部长的机会一样。
你不必为孩子的学费担忧，却被花哨多样的择校费、书费搅得焦头烂额。九年义务教育大旗下，人们“上学贵，上学难”的呼声不绝于耳。归根到底，我们希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不足与优质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只有增加教育经费，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分配过于倾斜的尴尬，减少教育的寻租空间。
2010年，全国教育支出大幅增加，达到1981亿元，比上年增长23.6%，但还不到GDP的4%，距离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支出占GDP 5%的目标更是相差甚远。教育支出的步子应该迈得再大一些、再快一些，以促进教育公平，保证合理的入学机会。
与基础教育相比，大学教育更容易成为人们高成本所下的赌注，因为大学教育的尽头就是就业。
大学教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拿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的话说，“大学的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大学规模、学生数量过度增长，学术造假，大学城运动轰轰烈烈，毕业生“被就业”……这些大张旗鼓的记忆，一层一层堆在一起，至今还在发酵，并不断膨胀。但除了学生数量增加、毕业生“被就业”，没有更多与教育主体--学生的素质挂钩的主题。缺乏“质”的高校扩张，表面上提高了中国人的整体素质，也派生出大学生就业难这个让全社会伤透脑筋的问题。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改变大学过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纠正大学盲目“求全求大”的浮夸风，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这包括教育资金的多样化，以及教育模式的多元化。允许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职业大学自由竞争，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大学生改变“天之骄子”高高在上的心态。与其一窝蜂地扎堆考公务员、大型外企，撞个头破血流，不如索性放下“高人一等”的架子，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三、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质量，大力发展广义服务业，增强企业对中高端人才的吸纳能力。
发明家兰德（Edwin H. Land）在演讲《伟大的年代》中这样说道：“我认可他（年轻人）仅仅是个伟大的人，而非天才，他不可能跨越他专长的领域。他不会想到用几百年的时间缩短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不会突然说人民大众就是力量，那是天才做的事情。但是在他自己的领域内他会让事物发展并繁盛；他会因为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帮助别人变得快乐。在这个领域内如果他没有取得成功，他会增加不应该被增加的东西。”
培养这样的孩子，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带着大爱远行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