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服了药，还很高兴地继续说：“从去年10月25日夜里第26届联大通过我国重返联合国，到今年今天11月19日晚上，一个年头过去了，我国在这一年里，与2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明后天将发表与牙买加建交公报，就有22个了，其中包括墨西哥、阿根廷、日本、德意志联邦，也包括与英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同志们，四邻安，国乃兴啊！前个月与东邻的日本国建交之后，我们现在得重视与东南亚邻居的关系了。”
11月19日晚上，他从9时至11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马来西亚拉扎克总理的特别顾问莫哈尔，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双方都表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莫哈尔问：“总理先生，中国方面对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吗？”
周恩来说：“马来西亚在第26届联大否决了美国和日本提出的‘两个中国’之提案，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你们投票很公正，我们很感谢，我方无需再提出什么问题了。”
莫哈尔说：“拉扎克就任总理以来，提出严格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积极倡议东南亚成为中立化和平区域，主张进一步发展马中两国关系。”
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拉扎克总理的主张，他就任总理前夕在卢萨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的演说中说道，‘关于中国存在的事实和它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那些反对它的人所能轻易抹杀的’。我很欣赏他说的这段话，还有别的场合所说有关的话。请你转告总理阁下，中国政府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早在50年代万隆亚非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就提出柬埔寨要实行中立化，我国就一直表示支持。”
莫哈尔说：“拉扎克总理这次委派我访问北京，探询建交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方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问题；另一个是要求中方公开否认同马共的联系。”
周恩来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关于华侨问题的一贯政策，不主张海外的华侨享有双重国籍，加入了驻在国国籍的华人，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为建设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在谈到与马共的关系时，周恩来说：“思想没有国界之分，但革命行动不能输出，中共与马共有道义上的关系，这并不影响中马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样，经过特使访华洽商，双方准备开始进行建交的具体谈判。根据马方的建议，中马两国建交谈判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莫哈尔回到吉隆坡，向拉扎克汇报北京之行。拉扎克问起莫哈尔对周总理的印象。
莫哈尔说：“阁下，周总理是个很诚挚的有心人，很有魅力。他很关注你说的话，甚至能够引述得很准确。比如，你在卢萨卡说的话，他能整段引述。”
拉扎克听了很高兴，笑着说：“委屈你了！美国总统选了‘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的基辛格做特使，前往北京探路之行，很快就因公开揭秘让其在世界上名声大噪；你作为‘马来西亚的基辛格’，尽管也没人觉察你进出北京，可惜还需要你继续保密。可是，相信不久有一天会公开的。”
“我们过去的反共盟友，一个个都争着去北京
见毛泽东、爬长城”
这年9月间，拉扎克访问欧洲的后期，看到了卫星转播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奋力登长城的新闻。应该说，这很使他受触动。仅一年之前，日本还跟美国一起在第26届联大联合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马来西亚也投票反对。可是，人家真如传媒说的“闪电般”地实现日中建交。他不能不很羡慕。他于1970年9月在卢萨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就透风要承认中国，至今两年多过去了，马中之间连建交谈判都尚未开始。
看到尼克松总统、田中角荣首相先后在中国古老的万里长城上攀登，他曾经不无羡慕地对人说：“看，看，我们过去的反共盟友，一个个都争着去北京见毛泽东、爬长城了，应该轮到我们了……”
中马建交跟中日建交的情况有相同与不相同的情况。
田中角荣就任总理之后，仅仅两个多月，就能闪电般地实现了宣布建交；这在于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就高瞻远瞩，决定通过民间外交，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以民促官”。很早就开展了愈来愈多的民间贸易，后来以“贸易三原则”，在1962年就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互换记者和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办事处。尽管其间由于美蒋及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但由于民间交往经历了20多年的积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尼克松“越顶外交”实现中美解冻的冲击下，田中上台时，水到渠成地在台湾问题即“只有一个中国”问题上决断，迅速地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与日本相同的情况是，都须解决承认“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马来西亚早在一年前，在第26届联大对中国席位问题投票时，就已经解决了。
与日本不同的情况是，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另外两个复杂问题需解决：一个是华人问题，另一个是马共问题。
他感觉到，马来西亚的华人问题与中国有关，因为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即华人，也称为华族，占马来西亚的1043万总人口（1970年统计）的三分之一强，在马来西亚三大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中居第二位。华人之中的大多数在二战以前就拥有中国国籍，也称为华侨；新中国成立后，马中两国之间有关于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需要解决。由于马中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此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会影响到马来西亚社会的稳定。1969年在马来西亚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5·13”种族骚乱流血事件，华人店铺遭袭击、汽车被烧，大量华人家庭与财产被毁，造成15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华人。
为处理这次骚乱，拉扎克被从原来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推至“全国行动委员会”主席的重要位置上。从处理事件过程中，他深感该次事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种族矛盾激化与冲突的结果。“5·13”骚乱事件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痛苦的一页，它促使拉扎克思考马国向现代化社会推进中所需解决的这些迫切问题；其中，要解决好华人问题就必须解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拉扎克出任总理之后，多次表示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需要进行接触，需要谈判。
拉扎克决定采取主动，在出访欧洲时，请欧洲朋友帮助，在奥地利约见中国外交官，促成了委派总理特使访问北京。莫哈尔的访问有了成果，马中两国实质性的建交谈判商定在纽约举行。
1973年6月2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扎卡利亚，两人代表各自国家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建交首轮谈判。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记载：“由于双方对建交谈判障碍有不同意见，第一轮会谈未取得成效。”经过双方各自请示北京、吉隆坡，又于这年11月第28届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恢复进行会谈。会谈也未能取得进展，这本《外交史》作了如下记载：
……（1973年）11月，双方恢复会谈，争论的焦点是：
（一）关于马共问题，马方要求中方撤销马共驻北京办事处和马共设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中方未予置理。
（二）关于华侨问题，中方阐述了有关华侨问题的一贯政策。马方要求就此问题单独签订协议。中方表示，可在建交公报中适当反映，不必签署单独协议。
（三）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马方同意断绝与台湾的领事关系和官方往来，废除与台湾的官方条约和协议；关闭台驻马的官方机构。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的中马建交谈判前后举行了14轮，最终在1974年4月，马方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即：不再要求在建交公报中提马共问题，也不再坚持单独签署关于华人、华侨问题的协议。
这样，中马双方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并在纽约草签了协议文本。双方商定，正式的建交公报将由下月拉扎克总理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签订。
签罢中马建交公报，勉强支撑的周恩来终于住进医院
1974年5月28日下午，拉扎克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飞抵北京。周恩来实在太虚弱了，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前往首都机场迎接了，只能委托李先念副总理接机。当晚，周总理与拉扎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双方对中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表示高兴，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马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双方都希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5月29日下午4时10分，周总理陪同毛泽东会见了拉扎克总理。随后，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但是仍然以极大毅力坚持按原定计划，在当晚6时30分与拉扎克总理就两国建交问题进行实质性会谈。医护人员守候在会谈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随时准备抢救。谈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谈到华侨问题，周恩来说：“我一贯主张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取得或将取得当地国籍的人，即成为当地公民。我不赞成‘双重国籍’，早在1955年4月间的万隆亚非会议期间，我国就与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两国之间有关双重国籍的协议。”
拉扎克说：“据我们统计，在马来西亚的约300万有中华血统的华人中，大部分已经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籍，尚未加入的约有20万人。”
周恩来说：“对这20万尚未加入马国国籍的华人，如有愿意加入马国国籍的，中国政府表示鼓励，并希望其成为马国守法公民，为当地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如有要求保留中国国籍的，原则上可以同意发护照，但要在使馆建立之后，经过调查研究再解决。”
拉扎克谈到马共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说：“马共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是你们的内政，中国不进行干涉。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同外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党与党的关系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区分开的，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妨碍中马之间的关系。”
5月31日晚7时，周恩来、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又与拉扎克总理举行了会谈，周总理和拉扎克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建交联合公报上签字。5月31日，定为中马两国建交日。
次日，拉扎克飞返吉隆坡，一下飞机，就宣布马来西亚全国放假一天，举国同庆马中两国建交。在马国城市及交通要道上，挂上了拉扎克总理与毛主席、周总理见面握手的巨幅照片。不久，在全国大选中，拉扎克以极高威信“秋风扫落叶”似地获得绝大部分选票，继任总理。
就在6月1日马来西亚全国放假的这天，周恩来住进了北海公园西侧养蜂夹道的解放军305医院，进院当天，大夫们就给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与马来西亚总理进行的会谈，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了。在这次会谈中，拉扎克总理邀请周总理在方便的时候回访马来西亚。周总理点着头应允，这是无法由他本人实现的允诺了。此后，他病情越来越重，再也没能返回西花厅。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6天之后，1976年1月14日，拉扎克也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在英国伦敦去世。毛泽东为拉扎克去世发去唁电。
1974年5月，马来西亚成为东盟中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紧接着于1974年、1975年间，东盟成员国菲律宾和泰国也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邓小平夫妇将花朵一瓣一瓣地撒落在拉扎克陵墓
邓小平夫妇将花束中的花朵一瓣一瓣地撕下，缓缓撒落在拉扎克陵墓的大理石墓碑前。
背景就是有麦加大清真寺院风格的马来西亚国家清真寺，这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
庄严肃穆的主礼拜堂从大池塘中拔地而立，18个尖角的寺顶，70米高的尖塔，倒映在明丽清澈的水面。整个清真寺极其壮观，长长的游廊，大理石墙面，宏伟的顶层有48个圆顶。凭吊陵墓之后，邓小平参观了这个清真寺。陪同参观的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告诉他说：“这个清真寺寺顶造型的18个尖角，代表了马来西亚的13个州和5个伊斯兰教戒律。豪华大厅里可以容纳8000多名朝拜者做礼拜。”
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抵达吉隆坡，访问马来西亚。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马来西亚。1978年11月11日这天上午，邓小平来到吉隆坡的国家清真寺，来到已故总理拉扎克的陵墓前表示他的敬意。
自1974年中马两国建交之后，关系发展基本正常，但是，马来西亚在华人、华侨以及马共问题上仍然对中国存有疑虑，怀疑中国与马共的关系，因而持有一种戒备心理。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一种“维持关系、保持距离”的政策，只开展官方交流，严禁民间往来，这就使两国交往不多，关系进展缓慢。
邓小平和夫人在马来西亚还特别拜访了拉扎克总理的夫人，捎去了邓颖超的问候，并感谢拉扎克夫妇对中马友好所做的贡献。
在与侯赛因总理会谈时，应对方的要求，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对马共问题的立场。他说：中马已经就马共问题达成谅解，创造了条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公报，不会干涉马来西亚内政。双方继续坚持达成的谅解，两国关系才能更快地发展。
在盛大的告别宴会上，邓小平在祝酒词中说：
“历史上，许多中国人很早以前就来到马来西亚谋生了。这次访问期间，朋友们向我们谈到，居住在马来西亚有中国血统的人，同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籍，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和当地人民如同手足一样，这是可喜的现象。中国政府一向赞成和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自愿选择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他们应该遵守马来西亚政府的法令和法律，他们应当同其他民族的马来西亚公民一样，对马来西亚国家尽同样的义务，同时也享受平等的权利。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希望他们遵守居住国法令，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发展居住国的经济、为促进中马两国的友谊而努力；当然，他们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和保障。”
邓小平的这次公开讲话，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上记载着这样的文字：
中马建交后，邓小平副总理是中国访问马来西亚的第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以后的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马来西亚领导人未再与中共就华人、华侨问题和马共问题进行纠缠。
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与马来西亚共产党签订了和平解决的有关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