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试图加快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于是在从戴维营回来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会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想给正在进行的美中建交谈判以进一步的推动。他说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全部三个条件，也向中国摊出了“底牌”，提出了华盛顿方面的三个条件：
其一，美国将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商务和文化的联系；
其二，美国相信中国与台湾之间的问题会得到和平解决；
其三，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卡特坚持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第三条，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华盛顿有权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他向柴泽民解释说，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赞成终止对台湾销售武器，他也理解中方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并表示华盛顿将会避免对台出售进攻性武器。同时，卡特总统也表达了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视。
这样，在卡特会见柴泽民之后，美方觉得“底牌”已经亮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就要看中方能否接受美方的条件了。但到了10月上旬，中国方面对卡特向柴泽民发出的谈话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答。
研究中国问题的罗伯特·罗斯对中国领导人的沉默作了如下分析：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容忍华盛顿坚持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出售武器是困难的。北京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政府的承认，将迫使华盛顿对这一原则作出相应的承诺。然而，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将在一个决定性领域中向北京的国家主权提出挑战。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也将维护台北的防御能力并象征着美国继续对台防御的承诺，这就削弱了中国孤立台湾的能力，也削弱了迫使美国默认北京的要求的能力。”
卡特为了推动中美建交谈判，准备采取一种主动进取性的姿态。他在10月11日从外地回到华盛顿，立即就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及刚从北京奉召回来的伍德科克。他强调了将1月1日作为结束关系正常化谈判的预定日期，并指示布热津斯基直接起草一份建交公报草案让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当伍德科克返回北京时，公报草案还未草拟好。这时，华盛顿发生了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日期问题的争论：布热津斯基要在公报上把1月15日定为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日期，而万斯国务卿则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日期，表示宁愿根据美苏军控会谈进展来确定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日程表。最后还是由卡特总统裁决：不仅要在公报上写明日期，而且赞成确定为1月1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之快，大大超出了布热津斯基的期望。
对台军售和美越建交：影响美中建交的两个
矛盾问题又需总统决断
在卡特期望美中建交谈判能尽快获得进展的时候，又有两个可能影响谈判达成协议的敏感问题捅进了椭圆形办公室，需要他拍板决断。
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向台湾出售先进飞机的问题，另一个是美越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矛盾双方仍然是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矛盾冲突。
本来在美中建交谈判刚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曾经指示国务院做一个友好姿态，于7月1日宣布取消向台湾出售64架性能十分先进的F4战斗机的计划。但在9月初，建交谈判停滞不前的时候，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在华盛顿就一篇新闻报道约见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提出质询，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据这篇新闻报道透露，美国有关当局正在考虑向台湾转移销售十分先进的飞机。
其实，这篇新闻报道并非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台湾军方一直希望能从美国购买更具进攻性、性能先进的F-4、F-16战斗机，但由于这批飞机带有明显的进攻性质，台湾的请求一直遭到福特政府的反对，卡特政府也于7月1日宣布停售了一批F-4战斗机。这次，原来美国与台湾合作生产F-5E战斗机的协议将于1978年失效，而新的协议必须及时产生。台湾方面跟美国防部磋商之后，国务院的台湾科这时准备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卖更为先进的战机给台湾。台湾要求购买的机型是在F-5E上配置改进的导航系统和更加先进的空对空导弹。这种改进型定为F-5G。它虽然只有单引擎，但比F-5E的双引擎更有力。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接受了台湾科的建议，国防部也答应极力推进将F-5G售给台湾。
韩叙表示了中方的不满，国家安全委员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台提升武器转让的机型。布热津斯基和奥克森伯格都认为，在伍德科克正在北京进行一线谈判的时候，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会为建交谈判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使谈判更难进行。他们促请总统决断，在这个时候不要批准F-5G售台。正在期望美中建交谈判获得成功的卡特总统当然不愿意谈判为此受阻，所以就决定拒绝向台湾转让F-5G，而只是延长合作生产F-5E的协议。卡特总统对国务院指示，他的对台军售政策只能跟他向北京作出的承诺相一致，即只出售防御性武器。在F-5G的售台计划遭否决后，台湾方面又提出要购买F-4战机，也只能遭到国务院的拒绝。
当时有消息说越苏之间准备签订盟约，中越关系越来越恶化。1978年9月29日，助理国务卿在纽约会见了越南驻联合国代表；越南的代表正式表明越南将放弃要求美国的战争赔款，以此来换取与美国的关系早日正常化。10月，在万斯国务卿的同意下，美越开始就一些建交问题进行谈判：解决冻结双方资产问题、计划互设大使馆等等。这个时候，在美国行政当局关于如何权衡同中国、越南进行的关系正常化谈判，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万斯和霍尔布鲁克主张，美中、美越两个建交谈判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布热津斯基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应该分开次序、先后进行。
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呈送到卡特面前时，他没有马上表态。
10月11日，卡特在会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时，就这个问题征求伍德科克的意见。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已十分了解的伍德科克建议说：“住在北京才会感受到中国人对越南反感的程度有多么强烈。在这个时候，美国与越南的谈判很可能会使美中建交谈判复杂化。”伍德科克说，现在中越关系已经恶化，且极为敏感，总统若能避免与越南过早地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免美中关系正常化受到干扰，因为美中建交才是“最重要的”。
卡特很重视并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议，决定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暂不考虑与越南进行建交谈判。但这个决定没有告诉越南人和中国人。
美方“底牌” 打出一个月后还没有得到答复，中国怎么啦？
在伍德科克动身回北京之前，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会见了柴泽民，传递了卡特总统的口信，称卡特总统希望加速正常化谈判进程。他说，现在正常化“是一个特殊的时机”，美方希望明年国会一开始就辩论美中关系问题，否则美苏核条约或者其他问题列入议程，那么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将不得不推迟至1979年秋后了，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
回到北京的伍德科克在接到公报草案的电传后，于11月2日举行双方第五次会谈时，递交给了黄华外长。美方提出的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将美方的“底牌”基本打出。草案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公报草案还提出1月1日为宣布实现正常化的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华盛顿几乎在指示伍德科克于11月2日在北京打出底牌的同时，于11月6日宣布继续执行与台湾合作生产48架F-5E的协议，并表示顾及到中国方面的关注，减少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飞机。
中国人当然注意到，已经离美国底牌中所提出的“1979年1月1日为两国建交日期”不到两个月了，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美国的底线信号是：坚持在关系正常化之后继续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信号的含义是很清晰的：要么建交，要么放弃。
到了11月底，一个月即将过去了，距离1979年1月1日只有一个月了。美方还没有得到中方作出的正式回答。包括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在内的白宫与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对于能否在年底前实现关系正常化仍然心存许多怀疑。
伍德科克在递交了建交公报草案后，在北京的联络处里等候得十分焦急。事后他曾回忆说，在递交了美方公报文本后的整个11月份，他都处在一种敏感、紧张而不安的心理状况之中。
中国到底怎么啦？
据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朱启祯、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说：
“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中国需要最高领导层决策，而邓小平正在出访之中。
卷四十七 邓小平：中美关系正常化“两秒钟”就可以完成
要是承诺不使用武力，蒋经国就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建交谈判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 卡特高兴得像顽皮孩子似的开起玩笑来，差点儿把人吓晕了/ 全世界都听到了红色中国大门隆隆打开的声音
［1978年10月25日-12月16日，东京-华盛顿-北京］
要是承诺不使用武力，蒋经国就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邓小平还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已经在考虑着加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想着下次访问美国的事情了。
在东京刚刚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换文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他的心情很好，很高兴。10月25日上午，他和福田赳夫首相举行第二次会谈，一见面，福田就对他在日本表现出非凡的精力表示赞叹说：“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接下来，就谈到中美关系间的台湾问题。邓小平说道：“我们实现台湾归还祖国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蒋经国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听了他生动形象的话都大笑不止。
10月25日这天下午4时整，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热闹非常，人头攒动，盛况空前。这是邓小平访日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周恩来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外国首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面对四百多名来自共同社、时事社、路透社、台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的记者，从容、巧妙、精彩地回答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也回答了一个美联社记者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说：“中美双方正在谈这个问题。这恐怕也是大势所趋。中美关系从1972年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以来，有了不断地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但是还没有正常化。障碍就是一个台湾问题。我们向美国指出了实现正常化的条件，就是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实现三条：废约、撤军、断交。这方面我们要等候美国的考虑。”10月29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又进一步发出了愿意与美国尽快建交的信号：“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华国锋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竹入义胜问：“中美建交需要多长时间？”
邓小平爽快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决于卡特总统的决断。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完成，中美关系即使加一倍，两秒钟就能完成。要像中日两国领导人那样，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形势，处理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就容易达成协议。前提确定了，细节就好商量了。”
邓小平于10月29日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北京。
11月2日，邓小平就柴泽民转来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传递的卡特总统口信，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谈作出指示说：
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
邓小平在北京稍作逗留之后，11月5日，他又继续飞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访问，直至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最近的一连串访问回到北京。这时，为酝酿转折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于11月10日开始开会。
就像中美“上海公报”的谈判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的一样，从这一年7月初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也一直是在邓小平的亲自掌握之中进行的。他不仅关心着谈判的进程，而且对每一轮谈判都给予具体的指示，甚至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亲自会见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
他在1974年、1975年间复出时，是从周恩来手中接过来主管外事工作的。1976年1月2日他在接见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之后，就不能再过问外交工作了。他在1977年7月再次复出后，对美、对日的重要外交事务都是由他亲自过问的。1978年，尤其是1978年的下半年，中国正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大转折。
出访归来的邓小平立即投入了这次由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历史性建议，即关于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构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也需要对外开放，需要加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和技术的联系。美国也需要进入广阔而极富潜力的中国市场。在国际上，苏越在11月间签订了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中越关系恶化，边境上冲突与摩擦不断，中国正在考虑对越南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从地缘战略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