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严格地考验自己是不是类似真正的审美观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之列，只须抚心自问，他欣赏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时的感触如何：他是否觉得他那坚持严格心理因果律的历史意识受到侮辱呢，他是否善意地承认这些奇迹是儿童所喜闻乐见，但对他格格不入的现象呢，抑或他能从其中取得一些别的经验？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测量他了解神话的能力毕竟有多少。神话是集中的世界画景，作为现象的缩写来说，是不能缺少奇迹的。然而，很有可能，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之下，总觉得自己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这么深，以致只有在学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才相信昔日也许有神话存在。但是，没有神话，则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失掉它的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神话的视野，约束着全部文化运动，使之成为一个体系。正是依赖神话的救济，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得免于漫无目的的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肉眼不见，但无所不在的护守神灵：在神鬼的庇佑下，年轻的心灵逐渐长成；凭鬼神的指点，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据，它保证国家与宗教的联系，证明国家从神话观念长成。
另一方面，我们试设想不靠神话指导的抽象的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正义，抽象的国家；我们试设想，不受本国神话约制的艺术想象力如何想入非非；我们试设想这样一种文化：它没有固定的神圣的发祥地，而命定要耗尽它的一切潜能，要依靠一切外来文化艰苦度日，——这就是今日的时代，苏格拉底主义因为铲除神话而招致的恶果。今日，丧失神话的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徘徊在过去时代中，竭力去探寻，去掘发一些根苗，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我们如饥如渴的现代文化的强烈的历史兴趣，我们集无数其它文化之大成，我们如火如荼的求知欲；——这一切表示甚么呢，可不是表示丧失了神话，丧失了神话的故乡，丧失了神话的母怀吗？试问这种文化的狂热不安的兴奋，不是像饥者贫得无厌，饥不择食，还像甚么呢？这样一种狼吞虎咽，不知餍足的文化，即使接触到最滋补最有益的东西，也往往把它化为"历史与批评"，试问谁愿意给它更多一些营养呢？
我们也定必为德国民族性惨然感到失望，如果它已经陷入这种文化的樊笼而不能自拔，甚或与之同化，像我们触目惊心地见到文明的法兰西就是这样情况。长久以来，法国的最大优点和巨大优越性的原因，在于人民与文化之一致，但是今日我们见到这点，反而不禁为自己庆幸：我们那颇成问题的文化，向来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心灵，毫无相同之处。反之，我们的一切希望，都无限眷恋地寄托在一点认识：即，在忐忑不安的文化生活和痛苦挣扎的教育制度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精力充沛的原始力量，当然它仅在伟大时代偶或有力地骚动起来，然后再度陷入梦中，梦想着未来的苏醒。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里成长起来的，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听到德国音乐的未来旋律。路德的赞美诗的音调，是这样深刻、勇敢、感情丰富，非常温柔美好，宛若在阳春已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祭第一声迷人的呼唤，酒神信徒的热情磅礴的行列，就以赛过它的回响答复这呼唤，我们为德国音乐感激他们，我们为德国神话的再生也将感激他们。
我想，我现在必须带引乐意追随的朋友到一所高处，让他独自静观。那儿他只有三数伴侣，我将鼓励他喊道：我们必须紧紧跟住我们的辉煌的引路者古希腊人呀！为了澄清我们的美学知识，我们事前向他们借用两个神灵形象，每个统辖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由于他们彼此接触，相得益彰，我们从希腊悲剧上获得一个概念。由于这两种原始艺术冲动的显然缺裂，希腊悲剧的崩溃过程似乎是势所难免的，希腊民族性的衰落及其变质，同悲剧的崩溃过程如响斯应，这就唤起我们严肃的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根基深入必然紧密地同根连理。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崩溃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地，必须把他们的一切经历，立刻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真的，只有通过这联系，他们才能了解往事；所以，在他们看来，甚至当前的事件也必然是subspecie aeterni（属于永恒范畴），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国家乃至艺术，也投入这超时间的洪流中，以便解除目前的负荷和热望，以便憩息一下。甚至一个民族，——何况是一个人，——究有多少价值，也全视乎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垂不朽的印记；因为，仿佛是这样，它才能超凡脱俗，这样，它才显出它对时间之相对性，对人生之真谛，对人生之哲理的无意识的内心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它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往往带来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使它背弃了往昔生活的无意识的哲理，及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所以必须毁灭了这两者，才能脱离故土，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漠中无拘无束地生活。甚到那时，这种超脱的冲动，还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崇拜，即便是衰弱的崇拜：那是力求生存的科学苏格拉底主义；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引向热烈的探索，而逐渐消失在各处积累的神话和迷信之地狱中：希腊人端坐在这地狱中央，依依不舍，直至他晓得，象格里库卢斯（Griculus）那样，以希腊的乐观和希腊的无忧来掩饰自己的狂热，或者以某些阴森的东方迷信来完全麻醉自己。
自从亚历山德里亚-罗马古学，在难以说明的长期中断之后，终于在十五世纪复兴以来，我们今日触目惊心地接近了这种情况。同样盛旺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之乐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者对当代，对一切sub specie saeculi（属于世俗范围）事物的麻木不仁的疏远；——这些朕兆，使人想到这种文化之核心中有同样的缺点，想到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不断成功，而不致无可挽回地伤害树木，似乎是绝不可能的；这颗树有时也许是相当壮健，靠惨淡斗争足以再度排除一切异己因素，可是在惯常的情况下，它定必萎弱不振，或者根枯叶茂。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粹而强健的核心，所以我们敢于期望它排除那些勉强移入的异己因素；我们认为，德国精神将有可能从新作自我反省。或许，不少人认为，德国精神的斗争必须从排除罗马因素开始；从而，他们在最近这次战争的胜利战果和浴血光荣中，看到这种斗争的一点表面准备和鼓舞；然而，在竞争热情中，必须找到一种内在要求，才能始终无愧于这条路上的崇高对手，无愧于路德以及我们的伟大艺术家和诗人们。但是，您切莫以为：没有我们的家神，没有神话的家乡，无须"恢复"德国一切遗产，也可能参与这场斗争。如果德国人畏缩不前，环顾四围，要找一个引路人领他回到久别的故乡，因为他再也不认识故乡的道路；那未，他只须倾听酒神的灵禽的快乐迷人的啼声，它正在天上翱翔，愿意给他指点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