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
爱国、救国是傅斯年一生思想的主流，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从事教育还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基本目的都是为实现其救国、强国的志愿。正如其侄傅乐成所说：“孟真先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报纸上曾说他是狂热的爱国者，他的这种狂热，随时见之于言论行动。他所遗留的作品与函件中，这类资料可以说俯拾皆是。”总体来说，傅斯年一生都生活在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在对社会现象、人物、事件等一切的评价中，傅斯年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始终以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他所从事的事业和社会活动也都以此为坐标，有益者积极努力，无益者坚持抵制和批判。“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傅斯年开始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为抗日救国或从事舆论呼吁，或进行思想文化的阐释和宣传，或利用各种场合和舞台讨奸御寇，的确为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撰写《东北史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这激起了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思索同一个问题：民族危难，自己怎么办？富有爱国激情的傅斯年更是心潮难平，思绪万千。
事变发生时，傅斯年正在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召集教授、学者讨论时势。座谈会上，傅斯年拍案而起，即席慷慨陈词，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让大家讨论。这既是爱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发自内心的呼吁，也是对那些处于困惑与探索中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发其深思、催其解答的重大社会课题。这个问题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思考，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些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去与日寇厮杀，抛头颅、洒热血于疆场；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口和笔，奔走呼号以唤起民众，口诛笔伐以讨寇刺奸，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救国的另一条战线。傅斯年是奋斗在这一条战线上的一名勇士。
日寇进攻中国的隆隆炮声，震醒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却吓坏了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它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军队撤回关内，让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北地区。为了蒙骗人民群众，国民党政府一面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一面将事变的经过诉诸国联，希望国联主持公道，出面制止日寇，给予所谓的“合理”解决。当时国联对各国并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它始终被西方几个大国所操纵，只代表着列强的利益，充当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国民党政府寄望于国联这一外交政策，除了说明它的软弱无能外，不可能有实际效果。国联会议听了中国代表施肇基的报告，经理事会讨论后，授权大会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向中日两国发出不分是非曲直的通牒，劝告中日避免事态扩大，由两国协商撤兵。
日本政府对国联的通牒虚与委蛇，我行我素，一方面制造舆论，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试图为其侵略寻求合法依据；一方面整军备战，准备扩大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要求国联进行干涉，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侵华的真相。1932年1月，国联答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决定组织以英国李顿爵士为首，法、意、德等国派员参加的调查团，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调查。
傅斯年深刻意识到，“九一八”事变，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将是中国最严重的国难，“也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转关”，关系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既痛愤又忧虑。在致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这不仅真实反映了傅斯年当时的心情，也为他撰写《东北史纲》的动机做了说明。
为驳斥日本所谓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增进国人对东北历史与现状的了解，提高广大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傅斯年联络历史学者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准备编写一部东北地方通史。计划分五卷：（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傅斯年满怀激情，日夜奋战，迅笔疾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第一卷，命名为《东北史纲》，书中用大量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和原始资料，证明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傅斯年在《东北纲史》的卷首引语中，阐述了其写作的原因和目的，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观念。他说：
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之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然而前途之斗争无限，知识之需要实殷，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
很明显，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赶写《东北史纲》，一方面是为了揭露敌人，反驳其谬论，以正视听；一方面是为了对国人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让人民了解东北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傅斯年在论述社会现实时也强调：“日本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亦不得不辨。”
傅斯年在援引了根据国际公法领土确定方式以后强调指出：“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永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
为了更具说服力，傅斯年采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方法，在《东北史纲》中引用了一些日本学者对东北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傅斯年明确指出：“日本学人近于东北史地之致力，颇有功绩，今亦引其吾人得见而可信者，借以循是非不以国界为限之义，且以见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广征博引，用大量原始记载和各种史料，证明东北一直是中国的领土。李顿调查团到中国后，傅斯年又让李济将《东北史纲》的主要部分译成英文，交给李顿调查团，作为证明东北地区是中国领土的证据，用史实驳斥了日本政府的谬论和狡辩。
李顿调查团经过对东北历史的了解和对现状的调查，向国联写出了报告书。该报告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有所偏袒，但也明确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日本在中国东北谋取“非常权力”和“特殊地位之观念”，限制中国主权的行使，是导致中日冲突的根源。报告书公布以后，世界舆论开始倾向中国，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联以报告书为基础，解决中日问题。国联做出这种裁判，《东北史纲》提供的证据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报告书中明确表述东三省是中国的领土这一内容足以证明，《东北史纲》为此提供的大量证据之功用是不可抹杀的。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是他“书生报国”思想观念的一次尝试和具体实践。
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要说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来是向国际舆论说明此问题的无可争议性，他让李济将其中要点译成英文提供给李顿调查团，就是提供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确凿证据。事实证明，这方面的目的达到了。二来是用历史事实教育国人。东北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东北三千万民众是我们的骨肉同胞，许多缺乏历史知识的国人对此并没有清楚的了解，“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史纲》是具有宣传意义的科普读物，不完全是考据性的学术研究专著。
《东北史纲》大概是1931年10月下旬动笔，1932年1月完稿，全书约10万字，其内容是远古到隋以前，是书用考古学、古人类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方法，采用各种史志典籍方面的记载，论证了东北地区的民族、地理等方面的演变。由于时间比较仓促，细微末节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出版后曾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对此，傅斯年的学生陈槃曾进行评论，他说：“东北事变，大局震荡，孟真师忧心如焚，百忙中而有《东北史纲》之作。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辨。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但是能批评的人，都不一定就能搭起这样的间架，描画出这样的轮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陈槃的评价强调了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动机，也说明了这项工作具开创性功能，对批评者的批评进行了客观评论。若批评者忽视傅斯年撰写此书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功用，只从学术上和使用资料方面寻其差错，其中有些问题并不值得辨析。
(二)舆论干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占领东北地区只是日本全面侵华的一个步骤。东三省的炮火还没有完全停息，日军又开始向我华北地区渗透和入侵。对此，国民党政府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严重的国难，对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傅斯年曾明确表示：“‘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为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情沉重，寝食难安，苦思书生何以报国，为挽救民族危亡贡献心力。当时，与傅斯年具有相同心情的有一大批人。所以，当傅斯年在北京大学同教授、学者讨论时事时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另据蒋廷黻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教育界的朋友都受了很大刺激，经常在一起聚会，讨论国难时期知识分子能尽的责任问题。其中有一次，在与胡适、丁文江、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夫妇、张奚若等聚餐时，他提出办一个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起初，胡适、陶孟和因为曾办过刊物，深知其困难而表示反对。过了一段时间，蒋廷黻再次提出，终获大家同意，经过商讨，决定所办刊物名称为《独立评论》，由胡适总其事，蒋廷黻和丁文江协助编务，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等为社员，负责撰写稿件。傅斯年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代替胡适向北平市政府办理了《独立评论》的登记手续，并手书“情愿具结作保并声明负具体之一切责任”的字据。经过数月的积极筹备，《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正式出版了第一期。胡适在第一期发表的文章中，叙述了办刊的动机和宗旨，他说：“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技救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无可奈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胡适关于《独立评论》宗旨的说明，阐述了他们办刊物的根本目的，是为抗日救国创建一个舆论阵地，应该说这个目的达到了。据统计：《独立评论》1932年5月创刊，出版了244期，共刊载各种文章1317篇，在该刊撰稿10篇以上的约23位，傅斯年是其中之一，发表文章20多篇，所以说傅斯年是《独立评论》刊物的骨干分子。他不仅撰写的文章多，而且议论深刻，抗日救国、讨奸御寇的立场和态度严正。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评论说：“《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他撰写一篇稿子，就好象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内容摘出来登在前面，此举成为出版界的创举。令许多朋友吃惊的是他的文章不仅能引起读者知识上的共鸣，而且也能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能够引发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恶。”傅斯年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能引发人们最深的情感？又为什么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恶？究竟引起了哪些人的嫌恶呢？分析一下他所发表文章的内容就可明了。
从1932年到1938年，傅斯年以《独立评论》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时论文章，并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部分书稿，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民族思想和抗日救国的主张。其论著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二，日寇最后必然失败；三，反对和抨击各种形式的妥协与分裂。这里就傅斯年论著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略加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