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没有和许安阳发生关系。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我们没有性交。我不知道许安阳在后来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是否想起过这件事，并为之深为抱憾，他当时却是兴头兴脑、兴致盎然的。许安阳当然想跟我上床——这个“上床”的含义跟他5年前问我的那个意思一样，但我拒绝了他。我说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了解你了，我需要时间。许安阳觉得对，就答应了。
我不知道许安阳为什么答应，他或许是太自信了，以为我还爱他，进入我身体是早晚的事；或许，他真的觉得罪孽深重，想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沉淀、清洁。我强迫许安阳给我讲他这些年在深圳纸醉金迷的生活，我像许多年前强迫自己看《法医学图谱》一样强迫自己听。故事讲到最色情、最丑陋的地方，我便要求中止。这时，许安阳已没有颜面要求跟我发生关系，他惭愧得都快要再次阳痿了。那些日子，我和许安阳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努佐德和老国王。——不同的是，不肯“上床”的是我，一味讲故事的却是许安阳。
何雨那天来电话时，我正跟许安阳在布吉一个夜总会看一群俄罗斯女郎热辣放荡的钢管舞表演。
“真是‘弱国无外交’啊！”许安阳说。作为一名前军人，许安阳在寻欢作乐的时候想的仍然是宏大主题。许安阳指着舞台上最漂亮身材最惹火的女郎说：“喏，那个姑娘，你信不信我500块就可以让她‘劈叉’？”
我笑说：“500块钱，太少了吧。”女郎据说曾是苏联艺术体操冠军，还拿过奥运会奖牌。许安阳在桌上的便笺簿上写下他的电话号码，从钱夹里拿出一百元港币裹上，打响指叫来男服务生，指着台上的女郎对他耳语了几句。服务生拿着钱卷领命而去。
正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号码竟是何雨的。场子里太吵，音乐很响，俄罗斯女郎已经把衣服全脱了，像蛇一样缠在钢管上，台下的人都疯掉了。我挤出人群到表演厅外的洗手间里，冲何雨高兴地喊：“Hallo！你好！”
何雨的声音似乎并不高兴，他说：“闹闹，我可能遇到些麻烦，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热汗淋漓，坐到洗手台上一边扇着风一边说：“有啥事，说吧。”
何雨说：“我可能会耽误你一些时间，不过，我会报偿你的。”
我笑说：“哥，想不到你真成美国人了耶！那你会按美元给我付费吗？”
何雨是美国波音公司旧金山分部的飞机设计师，他的老板索罗斯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深怀偏见的白人。索罗斯看何雨不顺眼，总挑他的毛病，暗示何雨即使他的工作无懈可击他也可以开除他。索罗斯说这话时何雨马上就要拿到绿卡了，如果这个时候被开除，不但绿卡要泡汤，连身份都会丢掉。
索罗斯的话让何雨紧张。何雨的老板挑衅，说除非何雨承认，他来自“红色地狱”，是美国拯救了他，何雨申请绿卡就是为了赖在美国不走。
何雨气得浑身发抖，他正告索罗斯：“第一，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来自‘地狱’；第二，我也不是要赖在美国不走。我是斯坦福大学飞行动力学博士、波音最优秀的机械工程师，我为美国做了许多贡献，美国需要我！”
何雨说如果索罗斯真的开除他那他就完了：“我拿不到绿卡，不能在美国待下去，那我真的就全完了。”
关于绿卡，我知之不多。我原以为那是一张类似银行柜员机的硬卡片，只要将它随便插到美国的土地上，就可以轻松兑现大把的梦想。我后来才知道，绿卡并不是一张无限额储蓄卡，它甚至不是绿色的。但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让无数中国优秀青年背井离乡有家难回。何雨就有家难回。何雨出国以后一次都没有回过国，有时我很想念他。不过，我想，如果何雨想得到那个叫做绿卡的东西，他就应该得到。何雨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专注、集中，兴趣不多，他说他喜欢待在美国，我想，他就有权待在那儿。我说：“放心好啦，哥！你那个狗老板，叫什么‘丝’的，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何雨还是担心。他唠唠叨叨啰里啰唆，一直强调不是他要赖在美国，而是美国真的需要他。何雨总这么说，煞有介事似的，倒让我觉得了他有些不面对事实。何雨离开中国前个人生活非常糟糕，若他那时不走，怕是整个人都会毁掉。从这个意义上讲，索罗斯的话也不完全算错，的确是美国“拯救”了何雨。我打断何雨的唠叨，说：“哥，坦白讲，我也认为是你更需要美国，咱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嘛。”
“不是的，闹闹。”何雨急忙纠正，“不是我要赖在美国，的确是美国需要我！”
直到这时，我才相信，何雨真的出了问题。
从深圳回到北京一周后，我收到何雨两星期前寄出的信。何雨用大16开的黄色细蓝格信纸，正反两面写了满满7页。
接下来的4个月里，我哥哥一共给我寄来196页这样的信。现在，要让我完整复述何雨信里内容是一件为难的事——一个后来被确诊为急发性躁狂型抑郁症患者的话，是很不容易理出头绪的。
在何雨的叙述里，他表现出足够多的精神异常现象：紧张、敏感、多疑，情绪激动、思维强迫，满脑子抑制不住的幻觉。何雨说他白天不敢上街，疑心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移民局的探子，他们跟踪他、监视他，处心积虑地要将他赶回中国。晚上，何雨早早回到租住的公寓，反锁上房门、拔掉电话、用图钉钉紧窗帘，却仍觉得危机四伏。即使在睡梦里，何雨也不能免除焦虑的困扰。他“看到”一些粗鲁的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他装到麻袋里，甩上集装箱卡车拉走，扔进太平洋。
我前面说过，在突发事件面前我的反应总是迟滞。我拿着何雨的信不知该怎么办，就把它放进了抽屉里。我不相信何雨会出问题，何雨那样出类拔萃、无与伦比，他怎么会有事呢？过了两天，何雨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收到信。我说收到了。何雨说你怎么看？我不好意思说不知道。我说：“哥，要不你回国休假吧，正好你好多年没回来了。”
何雨说不。何雨担心一旦离开美国，便再不可能回去了。他说：“我不能离开美国！”
何雨去看了心理医生。何雨特地约请了一名华裔女医师朱迪·福斯特为他做分析。朱迪很容易就为何雨作出了诊断，但她对他无能为力。朱迪是一个典型的ABC，一个年届30的4岁女孩的单身母亲，可实际上还天真单纯得要命。何雨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事情，朱迪瞪着美丽空洞的大眼睛，像听天方夜谭。
何雨的情形越来越糟，开始出现躁狂症状。何雨不能打消对被撵出美国的恐惧，他感到绝望，想到了放弃，何雨说：“如果索罗斯真的毁了我的前程，那我就去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
1995年的中国，因特网还没有普及，国际长途电话十分昂贵，何雨与我的联系主要靠信件。一封信件即使走航空，单程也要半个月。我接到何雨写着这样文字的信，心都要碎了。何雨是一个极忍耐的人，这样的人一旦说要放弃那是很危险的。我担心何雨，不知道这过去的两个星期里，大洋彼岸都发生了些什么。——实际上，一切最可怖的意外都可能发生，且时间充裕。
我不想何雨发生意外，我不想让他死。我自己是不介意死的，可我不希望何雨死。何雨是我的哥哥，我只有这一个哥哥。我回家把何雨的事和盘说给了父母。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势搞蒙了，他坐在客厅昏暗的灯下，举着何雨的信，一会儿戴上眼镜，一会儿又摘下，翻来覆去怎么也看不懂。父亲仰脸问我：“闹闹，你哥哥这是怎么啦？”我摇头，说我不知道。
母亲原本就不管事，这时更没了主意。她在屋子转来转去，最后依住一个门框，对我说：“舒展，我和你爸都老啦。你哥的事，你得管起来！”
听到这话，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父母真的开始老啦。尽管在我过去的眼里，我父母从来就是疲惫的和苍老的，可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过。我忽然很想要哭，心想：我的家里，终于没有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啦。
我写信给穆晨锺，告诉他何雨的病情。穆晨锺收到信后立即回过来我电话，他给了我一个地址，要我去找他的朋友赵一荻。赵一荻80年代在德国攻读心理学博士，回国后开了一家心理咨询门诊，专门给在华的高端外国人做心理咨询服务。
我在国贸B座16层的一间写字间找到正在工作的赵一荻。赵一荻大约三十七八岁，长得很漂亮，像成名以后的张爱玲。听了我的叙述，赵一荻得出和朱迪相同的诊断。我请求她为何雨做心理治疗被拒绝，赵一荻说异地咨询会因为交流不畅妨碍效果。我像学校附属医院里常见的那些有病乱投医的乡下人，丧失理智地哭了起来，抓着赵一荻的白大衣袖子说：
“您不能见死不救啊。您要是不给我哥做治疗，他一定会死的！”
赵一荻终于答应了为何雨做治疗。但是她说整个治疗过程需要我的参与。
“那当然。”我说，“我不会撇下我哥不管的。”
三天后，我又来到赵一荻的诊所。赵一荻拿起一支签字笔，在速写簿上写下一个英文单词。我惊讶地读出：
“LIE——？”
“是的，谎言！”赵一荻点点头，“这是你哥哥问题的症结。”
“不，我哥哥从不撒谎。”我说，“我哥哥是世界上最诚实的人。正因为过于诚实，无法适应国内的生存环境，我哥才去美国的。”
“恰恰如此，谎言才伤害了他。”赵一荻解释道，“何雨的老板说得不错，你哥哥是为了逃避才去美国。但他又不愿按照索罗斯的要求，承认中国是‘红色地狱’。他于是撒谎，强调‘美国需要我’。可这个理由是不真实的，这一点何雨心里很清楚。所以，你哥哥目前的心理疾患与其说来自他老板的恐吓，不如说来自他内心对承认事实的恐惧。”
“那就承认好啦。”我说，“承认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也没有什么。”
赵一荻摇头道：“何雨对索罗斯的撒谎只是引发他焦虑的诱因，不是根本的致病原因。这好比大海上庞大的冰山，形成冰山的冰核却可能很小，很隐秘。”
“我哥哥的这个‘冰核’是什么呢？”我问。
“现在还很难说，我怀疑它是你哥哥小时候的某个经历或事件。你哥哥在来信中说了很多那个时候的事，表面上看它们跟他现在遇到的麻烦不相干，其实恰恰反映了它们背后是有联系的。”
“我哥哥小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问。
“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赵一荻说。
想像阿甘一样
之后的4个月里，我像一个不畏艰难的探险者，一次次潜进何雨寒冷幽暗的脑海深处，在他的意识冰山间穿游逡巡，不放过任何一条细小的裂缝和任何一块貌似纯洁的冰体。
何雨这次突然发病，重又勾起早年和父亲的恩怨。何雨拒绝与父亲直接对话，只肯写信给我。我每次收到何雨的信，先要骑车回家给父亲看，因为何雨信中提到的那些陈年往事只有父亲说得清楚。然后，我从家赶到国贸见赵一荻，听她对何雨病情的分析。从赵一荻的诊所出来，我再骑车回学校处理实验室的事，到医院看望贺兰、给何雨写回信。
累，是后来感觉的，当时顾不上体会。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挽救我的哥哥。我从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到“血缘”一词的含义，它是那样生动和迫在眉睫。
一次，何雨问我有没有看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Forrest Gump，何雨说：“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也许叫《阿甘正传》。”
我说没看过。我说：“阿甘怎么了？”
何雨说：“有时我在想，阿甘那么笨的人，智商只有75，上帝都给了他一条活路。我想，就算我是阿甘吧，只要我肯努力、不放弃，上帝也会给我一份属于我的生活的，你说对吗？”
当时，《阿甘正传》刚刚在美国上演，盗版碟还没有登陆中国。我不知道阿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我哥哥的，只一味要他坚持，等我给他寻找到出路。何雨果真听了我的，他说他心情不好时就像迪斯尼卡通中的普鲁特狗，在外面撞了霉运，便万分沮丧地爬回自己窝里。何雨说：“我趴在窝里，告诉自己再忍耐一下，也许就能等到你帮我解决问题的办法。”
偶尔，我也开玩笑，提醒何雨曾经许诺给我“报偿”的事。何雨每每局促，说那你要什么呢？我就笑，说：“唔，我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想出来了再告诉你。”
几天后，陈子东帮我找到《阿甘正传》的碟片。我拿回宿舍用他送我的便携式VCD机放出来看。看完，我就哭了。我哭得很伤心。我想，我哥哥怎么能把自己比作阿甘呢？那个傻乎乎的阿甘，他怎么能像我哥哥呢？我哥哥，他可是一个神童啊！
何雨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时，正值20世纪70年代。当时提倡“知识无用论”，跳级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为了将何雨培养成才，父亲带着哥哥像革命草创时期的游击队，四处辗转。每到一所新学校，父亲都要教给何雨一套说词，以应付老师和同学的盘问。
父亲没有想到，这个撒谎的任务对何雨有多么艰难。一次，何雨被一个老师骂着“跳级狗”从教室撵了出去。回到父亲借居的老乡家里，何雨哭了，他对父亲说不想去上学了。意志坚定的父亲沉默了半天，还是劝何雨：“你听爸的话，咱们再换一个学校。好吗？”
父亲为何雨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学习规划，令他像一名性急的三级跳运动员，接二连三地跳级，只13岁就进了清华，是那一年北京理科高考的第四名。
然而，情形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在大学，何雨从一个文静内向的乖孩子变得激进和叛逆。何雨指责父亲过去逼迫他学习、限制他自由，不尊重他的意愿。何雨不知从哪儿学来许多古怪的词汇，深奥而拗口，家里人全听不懂，无法跟他对话。何雨要父亲认错，父亲不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父亲全靠他的睿智和永不认罪的顽强，才得以勉强过来。父亲的态度激怒了何雨。何雨如同一个投胎转世的“五四青年”，对父亲指手画脚疾言厉色。父亲蜷缩在沙发里，头垂在胸前不能说话，一说话何雨就又吵。
何雨的大学成绩并不出色。他刻意挥霍自己的智力，只因为这曾经是父亲寄予厚望的。何雨拒绝父亲的期待考研究生，草草毕了业，分配到机械工业部一家研究所。何雨以为只要经济上取得独立，就可以摆脱父亲了。但其实，他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单纯、善良、脆弱，有一点神经质，容易受伤。何雨在中国的最后几年生活得很不好。他固然努力，试图适应社会，但很不成功。期间，何雨停薪留职去了深圳，可不到一年又被迫回来。
何雨的性情变了许多，跟父亲的关系更糟了，动辄大发雷霆，越来越不近情理。我平时虽然咋呼，却都是杯水风波，我不敢破釜沉舟，不敢让父母真的伤心。何雨比我狠。何雨跟父亲发火，就敢把瓷杯扔到地上，敢把大衣柜的镜子砸碎。一天，深夜，何雨的房间传来砰砰的闷响，一家人都被惊醒。父亲和母亲披衣赶过去，只见何雨的拳头鲜血淋漓，墙壁上满是血迹的砸痕。何雨泪流满面，他声音嘶哑地对父亲怒吼，骂他是“魔鬼”。
何雨说：“我恨你！我恨你对我的爱！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是可以杀人的！”
母亲扑上去抱住何雨，将他流血的拳头抢在怀里，大哭道：“孩子，你不要这样啊！有什么话你说出来，你千万不能这样对待自己！”何雨在母亲怀里挣扎，仍要去撞墙。母亲不知哪儿来的劲儿，牢牢逮住何雨，让他无法再伤害自己。母亲太过用力，脸白得像一张纸，她回头冲父亲吼：“该死的！你就不能向孩子认个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