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贺兰已经决定自杀。她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一点儿风声都没有透露，谁都没看出来。
我后来想，其实，我们应该看得出，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经验和世故，我们应该注意到贺兰那天不同寻常的平静和美丽，发现她的可疑之处。一个人，只有当他（她）将生死打通，并决定以生赴死，他（她）的脸上才会呈现出那种样子的平静和美丽，毫无焦躁、没有渴望，满足且居高临下的幸福。
那晚，在病房里，贺兰第一次主动提到姜健雄的名字。
“没错，姜健雄是我的男朋友，他在新疆一所监狱里服刑。”贺兰说。梅丹冰、我和白灵灵面面相觑。“我们从七年前就在一起。原来，还有倪娇娇、张静和欧文珮。我们不一定是最要好的，你们也知道，我一向不太会跟人相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整个大学时代就只有你们几个人了。过了今晚，你们也会离开我，所以，有些话我想在今天说了。”
贺兰顿了顿，接着说：“你们记得刚读研时，有一次晚上熄灯以后我们开‘卧谈会’，谈到什么是女人‘最大的财富’。当时我们聊了很多，张静说是智慧，白灵灵说是美丽，梅丹冰说是好的性格——呵呵，舒展那时还小，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自己睡着了。我觉得，女人最大的财富就是她心中有爱。我已经8年没有见过姜健雄了。我父母不允许我见他，因为他是一个囚犯。为了这个，我父母双双提前退休回到上海。这样，我就没有可能去新疆了。我父母严格限制我的生活费，我所有的生活用品他们都从上海寄给我。他们不给我一分钱，他们怕我攒钱去新疆。”
贺兰的头又疼起来，她不得不停下，皱着眉等待阵痛过去。“我父母猜对了，我一直在偷偷攒钱，可是新疆太远了，这笔钱我很难攒够。后来，我发现了白灵灵卖东西的钱，——是的，我做了可耻的事。那些钱散在床上，我怎么也控制不住不去拿。因为……因为……我太想见到我的男友了。”
贺兰长吁一口气，摇头说：“看来，这个愿望我可能实现不了了。”
我和梅丹冰、白灵灵都愣住了。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那桩让人费解的“失窃案”背后，原来隐藏着一个如此沉重的秘密。梅丹冰说：“贺兰，你应该告诉我们。至少，我们可以帮你一些。”
贺兰笑了一下，说：“不可能的。有些事永远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别人不懂，也不可能懂。”
贺兰的目光很宁静，丝毫没有忏悔、负疚和祈求原谅的渴望。“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帮忙。”贺兰说着，从床头柜上拿过装着她的胶质瘤标本的广口玻璃瓶，对梅丹冰说：“丹冰，请你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替我保管这个瓶子，等姜健雄来时交给他。”
一下子，贺兰把我们都说哭了，梅丹冰推开贺兰的手，说：“贺兰，你别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日子，很美好很幸福的生活。”
贺兰又露出艰难的笑容，痛苦地摇摇头，说：“我也渴望好起来，但我的病我自己最清楚，你们也不用安慰我。别人不明白，我们学医的还不明白吗？”
“那你也不用现在给我啊，”梅丹冰流着泪说，“我就留在学校，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我已经在手术单上签字了。”贺兰说，“你们知道，这种手术危险性很大，我们不必避讳，我必须把这件事托付好了才能放心上手术台。”
梅丹冰擦了擦眼角，接过标本瓶抱在怀里。贺兰看着玻璃瓶里像海葵一样漂浮的大脑标本，平静地说：“将来，你们见到姜健雄，替我告诉他，我一直爱他——到死都爱！”
第二天早晨，值班护士来叫贺兰去手术时，发现了她已经冰凉了的尸体。贺兰给自己注射了致死量的杜冷丁，摆脱了一切疼痛。
可是，贺兰从哪里得到这种被严格控制的毒品类药物，是令大家都感到惊奇的。学校就此展开调查，调查才刚开始，顾铮便主动投案。原来，在之前小不点医疗事故期间，贺兰的身体又出现症状。就在贺兰给我β-安脑活素证据，要我回来做毒理实验那天，贺兰拿到检查报告，显示她的脑癌进一步恶化，需要再次手术。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贺兰就决定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姜健雄有17年的刑期，贺兰知道等不到那一天；如此，这一次次的手术就毫无意义了。恰巧我不小心弄坏了药物样品，贺兰便假意责怪我的过失，拒绝再为小不点的事出力。与此同时，贺兰去找了顾铮。她把她收集到的小不点死亡的全部真相向顾铮摊牌，以此为要挟要顾铮给她提供杜冷丁针剂。贺兰撒谎说是自己癌症实在太疼了，需要杜冷丁止痛。顾铮虽然也有怀疑，但迫于贺兰的威胁，他只得按照贺兰的要求从科里专控药房中偷取出杜冷丁来给她。
接着，贺兰劝服了小不点的父母放弃继续申诉。她同样欺骗了他们，隐瞒了自己决意轻生的想法，而是说他们这样势单力孤地与整个医院对抗，必不会有好结果。贺兰又通过顾铮做工作，要马炳财给小不点的父母追加赔偿了5万元抚恤金。小不点的父母只好认命，黯然离去。之后，贺兰将她手里的小不点的病历复印件交给顾铮，又问我要去了β-安脑活素安泡的玻璃碎片给顾铮看，告诉他她已经把最重要的证据毁掉了。——这是贺兰向顾铮撒的最后一个谎。
整个过程中，贺兰一直在撒谎。但她冷静、温和、绝情，所以所有的人都被她骗了。她做得成功，非常漂亮。顾铮也在向学校自首时隐瞒了最核心的真相，只说贺兰撒谎为止痛向他讨要杜冷丁，他考虑贺兰是本校研究生，对药物使用应该有分寸，所以违规给了她一些，没想到她偷偷把药品攒起来，是要用来自杀的。这样的解释听上去还算可信，学校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撤了顾铮神经外科副主任的职务，作为惩处。
至于之前闹得厉害的“小不点事件”，学校到底也没能弄清背后的主使是谁。知道这件事真相的只有顾铮、尚尧、我和梅丹冰——还有死去的贺兰，她是这一出谜案的导演和第一主演。
因为不了了之，吕正荣和马炳财并没有如我期待的被小不点的案子扳倒。吕正荣在我离开博雅后的第二年正常离职、全身而退。马炳财的运气更好。那一个阶段，国内生产生物制剂成风，违规药品引发许多医疗事故，政府终于痛下决心进行整治。马炳财因为小不点的事被迫收了手，这不但救了他一命，他转而又瞄上中老年保健品市场，抢先进入，后来竟赚了大钱。
最倒霉的是顾铮。顾铮独自隐藏着小不点的死亡真相，这令他精神备感压力，加之贺兰的自杀也与他有直接关系，他在心里不能原谅自己，一年后终于难以承受，辞职出国去了欧洲。顾铮最后定居挪威，在一家大学研究所里做技术员。顾铮原本是一名前途无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但他再也没有勇气拿起手术刀了。
顾铮的母亲蒋丽英也受到牵连，提前退休，在一次交通意外中丧生。
又过了一些年，国家终于通过保护弱势者权益法律，宣布凡发生医患纠纷，患者一方不必承担举证责任，而应由院方负责提供一切免责证据。这个法案从酝酿到最后通过，很大程度上有赖政协委员、博雅医学院教授尚尧院士的积极推动。促使尚尧提出这个法案的最初缘由，就是已经被人淡忘了的“小不点事件”。
这时，我早已离开博雅。我和梅丹冰处理完贺兰的后事，便离开了学校。
我的大学生活，我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
空空荡荡的坟茔
去奥地利的签证已经办好，我就要走了。
下午，陈子东突然来找我，叫我准备一下第二天去西藏。
这次出国，我是打算不再回来了。这样想着，走之前就很想去一趟西藏。我一直记得五年前在青海湖畔见到的那位磕着长头去朝圣的藏族阿妈。我当时对自己许诺，有一天，我也要沿着阿妈朝圣的足迹，去那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看上一看。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陈子东，要他帮忙。陈子东通过在总后勤部一位朋友的关系联系到一个进藏采风的媒体团队，他们一路上由部队协助交通住宿，他们便同意带上我。
原本我第二天要去公安局注销户口。陈子东说：“得了！您受累再当几天我们中国公民吧，去西藏回来再说。”
我去了西藏，回来后一切都变了。
在我离开北京的20天里，陈子东接连给我家送来7封奥地利的来信。
这些信件并没有在一开始引起我父亲的注意，坏就坏在多嘴的陈子东。陈子东第三次来送信时跟我父母唠了一句家常嗑儿，说：“闹闹这导师对她可真好，这几年不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其实，穆晨锺只离开中国了一年多，可在陈子东的感觉里，他似乎为我当了许多年信使了。
陈子东的话立即引起父亲的警觉。父亲进而发现，这几封信的封面都是手写的，而不是国外公函常用的打印体。这个细节像黑幕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多疑的父亲毫不犹豫就采取了行动。
我父母震惊地发现，原来，他们的女儿一直欺骗着他们，说是去欧洲留学，实际上是要跟一个大自己31岁的老男人私奔！我父母刻不容缓地撬开了我的抽屉，穆晨锺给我写的全部信件、十多张穆晨锺在奥地利的照片、他托朋友捎给我的一对匈牙利烫花玻璃鸳鸯、一份有我落款的5页纸的血书，所有这些东西都赫然眼前、一览无余。
我从西藏回来，进家门迎面第一眼，便看到客厅桌子上堆了一堆的那些东西。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我知道出了事，但坏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我努力让自己镇定，对父母说：“你们凭什么偷看我的东西？”
我的话把母亲惹火了，母亲拍着桌子咆哮道：“偷看你东西？！我们要是不‘偷看’，还不知道你都干了什么不知廉耻的事！”
我和父母吵了起来。我们之间的争吵如此激烈，以至于我们谁都听不进谁的话。我又想起那个“通天塔”的故事，我恼怒地想，我和我父母真的不是同一类人啊，我从来不能跟他们实现理解。我感到极度受伤，强硬地说：“我做了什么我自己负责，不用你们管！”
我的话再次激怒了母亲，母亲抄起一只细瓷茶杯向我扔过来。茶杯如同一朵洁白的山茶花，在我的额头上粲然绽放。与此同时，母亲抓起桌子上穆晨锺的信，疯狂地将它们撕成碎片。母亲掀翻了客厅里的桌子，顶着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纸片向我冲过来。
我脸颊上传来清脆的响声。它们异常清脆有力，像用竹片打在新鲜的冻猪肉上，和着母亲发出的像打劈了的竹子一样破碎尖利的谩骂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我想我可能哪里出血了。我的眼睛被从头上流下的黏糊糊的液体阻挡着，有些睁不开。嘴巴里，一股温热的甜腥带着隐约的咸味充斥在齿间，有一缕液体顺着嘴角极不体面地流到外面，挂在我的下巴上。
我一直站着没有动。起初，我还本能地用胳膊抵挡；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垂下手臂只尽量控制住自己的脑袋不要随着母亲的动作来回乱摆。父亲就站在离我不到两米远的地方，他没有像小时候我挨母亲打时那样出手救我。他看着母亲无动于衷。
母亲如此愤怒，她的脸变得比新做的布鞋底还白。我感到了恐惧，我怕母亲再打下去会出问题。我不知哪来的冲动，突然推开母亲，自己扇起自己的耳光来。当我的左手第一次接触到我的左侧脸颊，并发出响声，我意外地获得了力量，而变得无所顾忌。我一边抽着自己一边痛哭。我不是因为皮肉之苦，而因为伤心。我想我也许错了：我不该爱上穆晨锺，破坏人家的家庭，让父母丢脸。我父母骂我和打我都是对的，可他们还是不该偷看我的信！
——我就是伤心这一点：他们说什么也不该看我的信。
哭泣消耗了我的体力。母亲和父亲一同扑上来，跟我争夺我的手掌。我努力维护着我的手不被夺去，努力打着自己。我看见了落在母亲头发上的纸片，奇怪的是，它们和母亲的头发都变成了红颜色，而且在发生波动。我忽然感觉糟糕极了，像遭人强暴，却被父母撞见。我是多么的看重尊严的啊，我宁可死去，也不希望和我的父母共同面对这个场面。我心脏的地方好痛，眼泪不停地流下来，把我脸上的血冲得到处都是。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屋子中央，出声地哭着，说：“爸，妈，你们别生气听我说。这件事不怪穆晨锺，是我想要离开你们。从小你们就不喜欢我，你们喜欢哥哥、偏向他，妈动不动就打我，爸都不肯让我姓他的姓。既然你们不喜欢我，干吗还把我生出来呢？我一点都不想活着，这个家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真的，我特别想死；可我又下不了决心，没勇气去死。爸，妈，我今天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你们就别管我让我走吧，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当我死了吧！”
说完这些话，我带着一脸鲜血和泪水往门口走。母亲踉跄着过来，“扑通”一声跪在门口挡住了我的去路。母亲抱着我的腿，浑身不停地哆嗦，呜呜地说：“舒展，妈对不起你！妈给你跪下了。舒展，小时候妈打你是妈不对，你要原谅妈。舒展，你是妈的女儿，不管怎样你都是妈的女儿。你不想活，一定是心里难受，妈知道，那你就先把妈杀了吧。不然，没有了你，妈也不能活了。女儿，妈求你了！”
母亲哭倒在我的脚边，不断地用头去撞地板，发出非常响亮的“嘭嘭”声。母亲一向是一个暴虐的人，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从未向谁服过软。她突然瘫在我面前，像一堆无助的破棉絮一样的样子让我心疼，我想蹲下去扶起母亲，跟她哭到一起。我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为自己使母亲这样而吓得浑身发抖。我向母亲伸出了手。母亲仰起脸，再次将我紧紧抱住，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在母亲的眼神里看见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一种空洞的、无觉的、像漆黑森林一样茫然无助的眼神。我对这眼神心生恐惧，以至我身不由己，原本想搀扶母亲的手，竟使劲去掰母亲紧扣着我的双腿的手指。
我从母亲怀里挣脱出来，拽开房门，跑出家去。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时，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父母以为我死了。他们找遍北京城却不见我的只身片影。他们向派出所报了案，一个在玉渊潭公园打扫卫生的师傅说，那天凌晨他在湖边看到过一个年轻女孩。可一转眼，她就不见了。
母亲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父亲疯了一样跑到西单电话大楼，在电话里用万分恶毒的语言辱骂了穆晨锺，让他不要纠缠他的女儿，让他跟他自己的女儿去睡觉。父亲说：“穆晨锺你这条老狗，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我女儿出了事，我一定杀了你！”
我当然不知道我离家出走期间父亲干了这么一桩不体面的事，这件事是后来穆晨锺告诉我说的。那时，我父母刚刚同意了我出国去找穆晨锺，而我又不干了。
那晚在玉渊潭湖边，我确实想到了死。我是一个对生命很苛求的人，如果我看不到生存的价值和尊严，我便要对其蔑视。而且，我就是要死给父母看。我要上演一出悲剧，让父亲和母亲知道：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谋杀”了他们的女儿。我要让我父母为他们的罪责忏悔一辈子，我要以死的方式永远“活”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永世不得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