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是一门“高危”行业，危在何处？危在说话上。
如果我说官员不会说话，你可能会笑喷。且看看官员是如何说的。
首先，不会说人话。
“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
“我当书记的，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
“如果我们不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
“你也不能打我电话，一打都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
……
这些雷语曾一次次在我们的耳畔呼啸而过，令人心惊胆战，也令人为说话者感到十分难为情：一个当官儿的，又是共产党的官，怎么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满嘴跑火车呢？怎么能如此不会说话呢？当他们的雷语被媒体曝光后，遭到公众怒批，被有关部门停职、解职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停职、解职对个人来说无疑是个灾祸，但这些雷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则是更大的灾祸。尽管这些灾祸有些可能是潜在的，但就上面那些雷语来说，人民群众听到以后会怎样看待我们的党和政府？怎样看待党政干部形象呢？
当然，这些雷语只是生活中的个别和偶然。然而，我们生活中大量的官员不会把好事和好话说好，不会把不好的事和不好的话好好说，不会及时准确、有效全面地说，更不会生动形象、具体感人地说，这就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例如故宫博物院在“N重门”事件发生后，以“金子般”的沉默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精神面对媒体，这些相当普遍的不说话或不会说话的现象虽然在当下还没有使个人遭什么灾，但给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的损失却是巨大的，不啻于慢性自杀。
其次，很爱说“普遍话”——官话、空话、套话和永远正确的废话。
曾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朱振中对此深恶痛绝：“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也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两位可谓一语中的。这些话如果在我们的官场普遍流行并且成为时尚，而提拔和重用的一批人都以讲这样的话为荣，这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性损失虽然不是现实的，但一定是长远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分析了党面临着的形势和挑战，讲到了“四种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能力不足的危险。在我看来，能力包括多方面，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特征的各种能力，当然也包括说话的能力。2009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中讲到，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就包括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既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又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2011年7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有一段话值得当下中国所有官员思索：“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
不可否认，还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种时代的趋势，更没有认识到会不会说话关乎我党执政能力这一大问题。在我们生活中，人们普遍感觉到真正会说话的官员得不到重视、提拔和奖励，反而一些不说话或不会说话的官员不仅官位做得很稳当，而且还青云直上。在我们的官场还弥漫着唯书、唯上、唯文件的风气，这些都遮蔽住不会说话能够带来灾难的危险。虽然我们处理了个把人，也从道德上做了必要的谴责，但他们很快官复原职，加上制度层面的缺失，使得这种潜在的危机被暂时蒙蔽住了。但，危机是客观的，险情正在蔓延……
官员会说话，就是要把话说好，说得更好，说得让人受听，说得更让人喜欢搭理你——把话说好，看起来是为官说话之道，其实也是为人说话之道。可以不做官，但不能不做人啊，还要做好人说好话，活着才有味道，才能够避免灾难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