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长大起来，知道了我母亲孤身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庭，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道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深知这点，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庭，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据说我父亲在他的新太太跟前从不大嚷大叫。这信息肯定让我的母亲失望，有时候她会突然冒出一句：“这真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我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搭腔，意思是让她正视现实，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一切向前看”。我不清楚我母亲最终朝哪个方向看的多，我只知道不久之后她便开始与棉被恋爱，她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采买棉花、采买被里被面和缝被子上。她告诉我说，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暖的只有棉花。她说：“韩桂心你不知道啊，那年在黑石头村冷得我受不了时，我就想象以后我如果有了钱，就拿它全买了棉花全做了被子，做一屋子棉被，任凭咱们娘儿俩在被垛上打滚儿。任凭天再冷、雪再大，再需要咱们去哪个村儿，咱们拉上它一车被子！韩桂心你不知道我真是叫冷给吓怕了。”我对我母亲说现在不是从前了，没有人逼你到乡下去，做那么多被子有什么用呢？我母亲就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继续她的“棉被狂”运动。她选择的被里被面都是纯棉的——百分之百COTTON，被套更要纯棉，她排斥现在流行的太空棉、膨松棉之类，她说它们不可靠。隔长补短她就做起一床被子，即使棉花是网好的网套，她也要以传统手法，每条被子绗上五至七行均匀的针脚。我曾出主意说买个被罩罩上会省很多事，我母亲鄙夷地说那也叫被子？90年代纯棉制品越来越少了，这还促使我母亲注意留神卖棉布和棉花的地方。有一回她在电视上看见一则广告，说是本市一家专营棉花制品的商店明日开张欢迎光顾，第二天我母亲就奔了去，买回几十米纯棉花布。那天她顺便还拐进了一家军需用品商店，见货架上摆着对外出售的军用棉被，便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两床。说起来也许你觉得不可思议，如今我们家有一间专门放棉被的房子，我母亲这些年积攒的棉被从地板摞到天花板，几百条吧，密不透气地拥挤在这间屋子里。我母亲还曾为了棉被的安置问题跟我商量要我丈夫给她买房——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我母亲说，现在的两间小平房（北京路幼儿园的小平房）每间才10平米多一点儿，可她至少需要一个很大的房间才够存放棉被。我丈夫特意给她买了个一大一小两居室的单元，或者应该说是特意给我母亲的棉被买房。大房间30平米，小房间12平米，如今我母亲的那些棉被就满满地堆积在那个30平米的大房间里。
我母亲还有一个记录棉被的账本，账本大约包括如下内容：购买时间、地点，购买商品名称、数量、价钱……比如：“1978年11月4日大众土产杂品店购买6斤被套一床，5.20元；在丽源商场购买单幅被里布1.4丈，6.60元，直贡缎银灰碎花被面一条5.20元共17元，于11月18日做成此棉被。因被套网得密实，故绗被子时由七行减作五行。”比如：“1995年3月30日在双凤街布店见宽幅（宽5.5尺）漂白布，大喜，购4.5米，花72元，可做被里两床；购6斤被套一床68元……”我母亲退休之后，闲来无事就乐意翻弄她这本记录多年的“棉花账”。在我看来这种记录毫无意义，既没有人要求她上缴她缝制的某床棉被，她也没有出售和租借棉被的意思，这账本的意义在哪儿呢？或者账本上呈现的一些数字会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它记录了十余年间棉花棉布的价格差异和它们的上涨幅度，比如1978年窄幅（宽2.7尺）被里布0.44元人民币1尺，1996年已升至2.00元1尺；1978年做一床棉被需人民币17元，到1995年一床棉被所需人民币已升至100元至125元。棉被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上涨和棉花的短缺。华北平原本是中国几大产棉区之一，但如今我们的一些纺织厂却要从新疆大批购进棉花以完成生产指标。棉农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风险大，生产周期长，投入多，令人头疼的棉铃虫害……还有那些急功近利、舍弃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搡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
录音之五
每座城市都有一些带斜面屋顶的楼房或者平房，站在城市的高处看这些屋顶，我常常感觉到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我才发现因为这些屋顶像滑梯，好比一架架无限放大了的滑梯矗立在城市的空中，随时提醒我的注意，让我无法真正忘记1958年那个午睡醒来的下午。有一种洗涤剂名叫“白猫”的，瓶上印着两行小字“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每次我洗碗、洗菜时都下意识地把这两行小字在心中默念一遍，每次我都把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念成柠檬清香怡人，“死”后不留异味。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洗后念成死后呢？是我要死，还是我盼望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死后真的没有留下什么异味儿？若有，那异味儿便是我了，异味儿能唤起人的警觉和追忆。我还对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某些广播语言分外敏感，有时我身在车上，当车通过一些十字路口时售票员便会用扩音器向路人呼喊：“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声音枯燥而又尖厉，在我听来那就是一种让乘客防范我的暗示，和我在一起的人是须格外注意安全的，不是么？我竭力掩饰着我的不安，偷眼观察我前后左右的乘客，我和谁也不认识，也并没有人做出防范我的架势。我为什么要怕？证据在哪儿？我母亲已经说过了：没有证据。与我同班的那些孩子都已成人，大约很多都已不在这个城市，我为什么要怕？我母亲劝我结婚，我想，我真是该结婚了。
前边我说过，我丈夫是个做房地产生意的，这几年发了点财。但我认识他时他还没做生意，那会儿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可能正准备干点什么。我呢，没考上大学，在一个区办罐头厂当临时工。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的身高大约是1.60米，我的身高是1.72米。他比我大两三岁，属于老三届吧。不知为什么，当我们初次见面时，我首先对我丈夫的身高十分满意。我本能地害怕比我高大的人，从前经人介绍我也认识过一两个篮球运动员，他们总使我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力量和身高似乎随时可以置我于死地。这想法与一般女孩子的择偶标准完全相反，可我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我心中终有我的鬼祟。我满意我丈夫的身高和他仰脸看我的样子；我想我丈夫也满意我的身高，以他的身高能娶到我这种身高的人，他无疑应该是一个胜利者。不过，促使我和他结婚的，除了身高还另有缘由，那便是他向我袒露了他的秘密。我们认识之后，他为了取悦于我，常送给我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奇特的东西，比如有一天他一下子送给我两块男式欧米茄金表。我问他为什么要送给我两块表，他说一块是给你母亲的；我问他为什么不买女表，他神秘地笑笑说，这表根本不是他买的，是“文化大革命”他当红卫兵时抄家抄来的，像这类手表他还藏着五六块呢。过了些天他又把一枚白金钻戒——就是现在我手上这只（韩桂心举起她那只戴着钻戒的手给笔者看）——戴在我手上，我知道这也是抄家抄的。我丈夫对我说，当初他不认识白金和钻石，他只认金子，还差点把这玩意儿扔了呢。他说后来他请人给它估过价，现在这钻戒少说也值12万人民币。就在那一天，我的手指套上了抄家抄来的钻戒那一天，我答应了和我丈夫结婚。他一高兴，领我到他家参观了他的百宝匣：一只貌不惊人的小箱子，像医生出诊的药箱那么大吧，白茬柳木的。他打开箱子，里边装着很多珠宝首饰，在箱底上，还码着一层形状不一的金条。我被惊呆了，心中所有的欲望都被唤起，我想起了1958年陈非死之前所有的日子。若在那时我就有这么一箱子珍宝，区区一个陈非又怎么能引起我的嫉妒呢，他便也不会死在我手中。啊，“柠檬清香怡人，死后（洗后）不留异味”。
我丈夫对我说从今以后这箱子就是咱俩的。他还说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包括他的亲妈。他告诉我这是他父亲立下的规矩：有些事是终生不能让家里老娘儿们知道的；有些东西是终生不能传给家里老娘儿们的。“但是我愿意把什么都告诉你，”他补充说，“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你是一个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人。”他仰脸看着我，像一个孩子在看一个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点感动，我多想把我五岁的秘密告诉他，把这重负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没有。我丈夫告诉我，箱底的金条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来的，有几块金条和一包金牙是他父亲临终前秘密传给他的。但是据我所知我那未曾谋面的公公是一个老红军呀，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这省里的厅级官员。一个老红军，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怎么会有金条和一包金牙呢，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丈夫对我说，他父亲参加红军（大概是红四方面军）之前当过绿林豪杰，经过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杂货店。后来杂货店倒闭他走投无路才投了红军。我丈夫猜测金条金牙可能是他父亲经商时弄到手的。至于这个绿林豪杰出身的老红军怎样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条和金牙，我这位公公至死也没告诉他的儿子。金牙使我恶心，后来我丈夫听从我的建议，在一次去温州的时候，找了个南方首饰匠用那包金牙打了个金锁。我丈夫用这金锁贿赂了一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官员，从此我丈夫的事业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贿赂开始的，而他的贿赂又是那么不同凡响，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钻戒或翡翠镯子赠人。忘了告诉你，我后来清点我们的“百宝箱”时，发现除了我手上的钻戒，里边还有两枚白金钻戒，钻石均小于我这枚，十几年前的抄家物资为我丈夫的生意开路，他十分懂得怎样从银行贷出国家的钱来干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惊人的价钱买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种各样的房子又想方设法把它们出手。他不断遇到麻烦，但奋斗十年他已在这座城市织成了一张坚实的网。得意之时他跟我笑谈他的经历，他说：现在讲什么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妈十年前就是三陪。我望着我丈夫那张夸夸其谈的小瘦脸，忽然想起我读过的一本小说中的一句话：“这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趁的不过就是一点儿小聪明和一个大钱包。”我丈夫还不断跟我说起那包金牙，他说，他真正沾着光的还是他父亲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业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说就为这，他也得活出个人样儿来叫九泉之下的他父亲自豪。他一边感叹他父亲死得太早没赶上被他孝敬，每当我们因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昆仑”、“长城”、“凯宾斯基”的时候，每当我们因为无聊而游荡新加坡、香港、泰国等等地方的时候，我丈夫便作这样的感叹。他一边又庆幸他父亲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说他父亲要是不死，“文革”开始他当过绿林那点儿老账一定会抖出来，红卫兵不把他弄个半死也得抄我们的家。那么金条呢？金牙呢？一切便不复存在了。我丈夫说：“他死得好啊，正好轮到我去抄别人的家了……”他肆无忌惮地评价着他那死去的父亲，也从不为“百宝箱”里他昧来的那些东西而感到内疚。有一回我对他说，说穿了我们不过是发了横财的窃贼罢了，只有窃贼才会发横财。我丈夫说谁又能保证别人不是窃贼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没被发现的都不能叫错误——话又说回来，真正被发现的错误又有几桩呢？我丈夫的话立刻使我闭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会有所指，虽然我明知他根本无从了解我在五岁时的那件往事。若说窃贼，难道我不也是么？我在五岁时就敢窃取一个男生的命，以安抚自己的虚荣。后来，我丈夫为了强调他这一观点的精辟，还领我到他母亲家的一间地下室转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几十年的一幢独院，有四间西式平房并设有一间二十平米的地下室。我随我丈夫走进地下室，见地上竟堆着一大片捆绑整齐的草绿色军便服，“六○式”斜纹咔叽布的。我丈夫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那几年，他和几个同学初中毕业闲着没事到处闲逛，有一天晚上他们逛到一家被服厂，砸开窗户跳进一个大房间，打开手电照照，才知道他们是跳进了一间军服仓库，不知为什么这仓库竟没人看守。我丈夫他们心血来潮便开始偷军装，几个人往返十几趟，折腾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进进居然没被发现。我丈夫说现在他就盼着哪家电影厂拍“文革”当中军队的大场面，他们家地下室里这点儿老式军装足够装备两个营的吧。我对他说你真敢把军装交给电影厂？我丈夫说当然不敢了，没告诉你发现了就是错误了么。他说其实偷军装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拿它干什么，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谁知道现在成了负担：又不能当礼品赠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烧了又怕目标太大。这些老军装存放在地下室，它唯一的意义似乎就是能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这一摞摞永不见天日的军装就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