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如《春秋》“内诸夏，外夷狄”，树立民族主义。嗣后我国虽数亡于胡，卒能光复旧物，即收效于夷夏之闲也。孔子作《春秋》，《孟子》、《公羊》皆言“其事则齐桓、晋文”。试问《春秋》之异于旧史者安在？盖以前皆言帝王之道，《春秋》则言霸主之道，故三传无不推尊齐桓，而《论语》且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春秋之季，戎夏交摔，若无霸主，将不独伊川之见野祭而已。又观管仲以前，以尧、舜、禹之圣明相继，传至仲康父子，已为夷羿所篡，盖保持中国太平者不过三百年耳。《商书》简略，四夷之事不详。而太王避狄去邠，可见商国之威，亦不能詟服狄人。至文王胜狁伐西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然后王业以定，国威以立，然不及四百年，而幽王死于骊山之下。
逮管仲出，则中国不困于异族者九百余年。盖自齐桓伐山戎救邢卫，其后晋灭赤狄，至战国时，国威益振。秦初灭大荔之戎（在今陕西东部汉之左冯翊），后灭义渠之戎（在今泾阳至宁夏一带），惠王用司马错，西并巴蜀。赵武灵王北收云中九原（九原当今榆林至河套云中，在今河套一带），燕将秦开，却东胡千余里，置辽东、辽西郡，疆土远及朝鲜。楚则庄跻兵定滇池。战国之势，制夷而不制于夷，其方略皆有所自来。
至秦始皇时，略定陆梁，置桂林、南海、象郡。赵佗更役属瓯骆，至汉时改为九郡（即今两广安南地）。而云南亦于汉武时征服。秦虽残暴，其对外之功，自不可没。汉至宣帝时，西域三十六国，尽隶都护。汉人对于藩国，务握其实权，不若后代之徒求虚名也。西汉自武帝以后，胡人不敢南下。
王莽末，中国虽乱，而匈奴始终不能蚕食边地。后汉兵威不及前汉，然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三国分裂，异族亦不敢内侵，魏武斩蹋顿，司马宣王灭公孙渊，兵威犹震于殊俗。至晋室平吴，骨肉相残，然后有五胡之乱。自管仲至此凡九百余年，递相祖习，使中国有金瓯之势，其泽不可谓不长矣。孔子之服管仲者以此。
吾今称此九百年为霸期，以此九百年中，政令虽有宽猛，大氐皆管仲余势所持也。前乎霸期者，商、周攘夷之功，殊不及此。后乎霸期者，则自两晋以逮隋室，戎夏交摔者几三百年。唐太宗武功极盛，但自隋文平陈至天宝十四年，历时仅一百六十余年，安史之乱，已毒遍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