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被发往省城的“罪犯分流中心”，再随近百人的队伍发往野鸡胡。
开路的是一辆武警的越野车，一辆满载武警的军用卡车，我们被囚在三辆大轿车中跟随。最后还有一辆政府的面包车。路况差，从省城到达野鸡胡，需要七个小时。将要进入野鸡胡地界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次方便的机会。荷枪实弹的武警面向公路，每人间隔不过两米，呈扇形排开。另有三个武警，没有肩挎冲锋枪，而是手里拎着手枪，近距离与我们相随。听见什么声音，他们就会大声呵斥：
“不许说话！”
有几人当众尿不下来，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的突然跪在地上仰天号啕。扇形排列的武警立即拉开了枪栓；拎手枪的武警冲过去，三支手枪对准了那个人的脑袋。
“其他犯人都蹲下！双手抱头。”
那个号啕的人被两个拎手枪的武警架回囚车，另一个对我们发号施令，叫我们原地不许动。
我们都闷着头，我们可以听见那个人与武警撕扯，并高声叫骂。最后是一声枪响。
枪声把压在山谷里的空气撞开一个缺口，向苍穹逃逸，但很快，滞重的空气重新合拢，凝为一团，封闭了山谷。
野鸡胡监狱地处甘陕边界的一处山区，始建于1951年。当年，一哨人马带着干粮和农具，受命从省城出发，走了五天半，才来到野鸡胡。以场部为鹰头、鹰身，它的两个翅展各有30多公里，扭曲蜿蜒分叉合拢，总长度近70公里，占地面积二百多平方公里。如此广袤的世界被用来做监狱，可见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多么的地广人稀，毫无人口压力。70年代鼎盛时期，曾有近一万群众分押在十几个分监区。
我们后厚村，我们家，特别是父亲，对野鸡胡并不陌生。当年，生产队长、父亲的好朋友陈大勇被判刑，发往野鸡胡，父亲一年要来探望两次。当时知青吕刚揽下陈大勇家所有的重活，发誓要等陈大勇回来。后来，大约没过半年吧，事情脱离了人们的预想。陈大勇在狱内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妻子与陈大勇难分难舍，但陈大勇态度绝决，妻子无奈，离婚后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远嫁他乡。那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就是后来被众人用石头砸死在黑子河滩的“玫瑰胡子”。
80年代初，陈大勇的“反革命”罪本该平反。可是，该平反的时候，他的刑期也满了。拿着监狱签发的刑满通知书，陈大勇竟然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哭了。
服刑期间，陈大勇先是“英勇”地与妻子离婚，请她“另谋靠山”。之后，与他的大部分亲戚断绝了关系。因为他的亲戚在陈大勇入狱之后都躲躲闪闪，生怕被牵连。
所以，哭过之后陈大勇似乎是“别无选择”地留在野鸡胡“就业”，当了一名拿工资的在编工人。在野鸡胡当工人，干的活与服刑期间几无二致。修农具、修电机、修监舍，为狱警焊个花架，做把椅子……十余年的劳改生活，陈大勇在野鸡胡监狱早已是各种活计的好手，电工、土木工、开拖拉机、种香紫苏、榨油、喂牲口，几乎就没有他干不了的活儿。他还改造了蒸馏香紫苏的设备，使香精油的产量提高了13%。如果陈大勇生病了，主管副监狱长都会过问。十余年的服刑，陈大勇受到的奖励不计其数。只是每到该减刑的关口，他都要奇怪地与人斗殴。不然陈大勇蹲上六七年就可出狱。有人说陈大勇迷上了野鸡胡的野鸡，斗殴是蓄意的，他不想提前出狱。
虽然干的是类似的活计，但身份、待遇发生了根本变化，陈大勇干得更起劲儿。九年过去了，九张野鸡胡监狱年度“先进工作者”和六张其他类型的奖状贴在他家床头，夜夜与他相伴。前几年，陈大勇再婚，专门以奖状为背景，照了张相，让他的新任妻子拿回家给老丈人看。父亲曾经拉陈大勇一块做生意，但陈大勇“离不开野鸡胡”。这回，父亲为陈大勇的再婚送来八千元礼金，陈大勇没有拒绝。
陈大勇用那八千元在野鸡胡监狱场部的大路口，开了一间小百货铺，他的新任妻子做起了小老板。百货铺开张那天，就要点鞭炮了，陈大勇忽然想起了奖状，他让大家等一等。他回家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把那些奖状一一揭下来，拿到百货铺，再一一贴在墙上。
“好了。”陈大勇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两手在胯间揩了揩，说，“放炮吧。”
1978年夏天，野鸡胡遭遇三十年不遇的洪水，陈大勇在抗洪救灾中挂了彩，脸侧留下一块疤痕。此刻，连那疤痕也兴奋地泛着红光。
我坐着囚车绕黄县，穿鹿镇，一路观赏着野鸡胡诱人的秋色。路过场部，进入第四分监区的时候，陈大勇和他的妻子以及随妻子一并嫁过来的一个儿子和他们共同生养的小女儿站在百货铺的门口张望，他们逐个审视囚车里的人，指望认出我来。
陈大勇在野鸡胡待了二十一年，不会就是为了站在这儿等待我的到来吧？
二十一年，野鸡胡监狱在陈大勇的意识中，似乎什么也没改变。但是，陈大勇已经年近半百，监狱也随着政策和大气候的变化不断滑坡。我来了，好像就是接陈大勇的班，为野鸡胡添加些许人气儿。
下车之后，在高墙围拢的监区内列队点名、搜身、检查身体。测血压、翻眼皮、伸舌头、敲关节、照相……这些过程令人油然而生“活着”和“存在”的感觉，而那位半道上急着要回家的群众，咬政府的手、夺政府的枪，就没有福气与我们分享啦。他还在囚车上。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与亲人谋面。也许没那么美，也许政府会把他埋在野鸡胡的某个山洼中、山坡上。
穿上统一的肩上扛着条码的衣服，互相看看，回忆、对比一下在看守所穿的衣服，感觉好像是“预备役”转入了“正规军”。
第二天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监训练。体能训练有点像上中学时的队列训练。稍息、立正、向前后左右转、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好像很简单。
与我同来的有四十多名群众中，三十多人在第一轮单个测试中没过关，这其中，就有“忠”和“忍”。“忠”是身体不协调，胳膊和腿不相配合；“忍”是体能差，经不住每天六小时的操练。好些人脚丫子磨出了水泡，腿肿，甚至还有当场晕倒的。城里来的群众似乎就是比我们乡下人协调。只是，他们的态度往往不以为然。其中，一名被他们叫“老贩”的跛腿家伙常常骂骂咧咧，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听说“老贩”是被冤枉的，也有的说这狗日的不是精神有毛病就是有后台。
与体能训练交叉进行的是入监教育。上课的有正分监区长贺景龙、副分监区长马良行，狱警吕长樱、鱼湘军、米宏，等等。内容主要是学习相关法律，树立身份意识，背诵“行为规范”。学习的过程也是认知“政府”的过程。狱警，不管职位高低，通通代表政府。听狱警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出监门的时候，向岗楼上的武警报告，必须是：“报告班长！”
倚山坡开凿出一排十二孔窑洞，那是我们的号舍。号舍大约的坐北向南，大约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大约的东边是灶房，大约的西边是几间房贯通的会议室。号舍的正对面是监门，两扇二人多高的涂着黑漆的下面装有轨道的铁门。监门两侧的房子一间是狱警值班的，一间是犯人家属探视的接见室，铁门上方是岗楼。大约的东南角和大约的西北角也是岗楼。
中央耸立着一柱旗杆，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旗杆的四周是大于两个篮球场的操场。两副木质的篮球架，大概是三十多年前安置的吧。下过十几天的连阴雨，木柱的裂缝中拱出了小蘑菇。十七年之后，我有幸随一个剧组返回野鸡胡，这四个篮球架倒了三个，没倒的一个几乎被长疯了的蒿草淹没。
监墙外面的两侧有武警的营房，狱警的办公室，还有粮仓和牲畜圈。玉米、大豆和猪羊牛的气味跳过墙头，叫我想起后厚村的麦场和各家各户后院的茅房兼猪圈。活在后厚村，不用按时起床，不用按时吃饭，不用按时拉屎，几月半载开大会才响一回的钟声，是那么闲适而懒散。
换一个挨城的小监狱，像分监区这么大的空间也许就是监狱的全部，胆敢越雷池半步，身后就会响起枪声。两响，第一声是警告，第二声就有子弹追进你的后胸。野鸡胡是农场式监狱，地盘之大可以驻扎一个集团军而不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每天黄昏，看着老群众列队而归，经过监门时，逐个报道，再一一跨过警戒线，回到监区里，我们这些新来的都十分羡慕。要是有哪个从外面回来的家伙，耷拉着脑袋吊丧着脸，我会觉得他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一天，好几个群众从外面抬回来一个受伤的群众，说是被野猪的大牙挑穿了肚皮。这让我想起父亲，忍不住想开口向群众们吹嘘父亲是怎样的神猎手，收拾野猪，小菜一碟。
站在号舍门前，目光越过高墙，可以看见川道那边的山岗，一团团火红的枫叶，一簇簇翠绿的松柏，还有像白衫少女一样伫立的白桦树，向左向右，都是连绵不绝。夕阳斜照，它们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瑰丽的色彩。后厚村背后的秦岭虽然比这儿的山体更高大更宽阔，但山坡上没有成片成片的树林，缺乏绚烂斑驳的色彩，更没有流窜驻扎、栖息在丛林中的野兔、黄羊、锦鸡、野猪和狗熊。父亲要是与陈大勇一块儿住在野鸡胡，二十多年，这些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猪，还会这样疯狂地糟践庄稼以致伤人吗？！
父亲却没有见过几十头、上百头野猪在山脚下集结，然后有组织、有计划、有谋略地向成百亩的高粱地、玉米地发起攻击吧。父亲当然也未见识过半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究竟怎么个玩法。那些偶尔猝然低空掠过的军用飞机，让我们猜测附近有军用机场或者导弹基地。
不仅是白天，半夜也会突然响起枪声。同号舍的群众都是生面孔。政府知道，在看守所的时候，群众们营造了帮派，入监要通通打散。“二胡”来自省城，因犯诈骗罪领刑八年。“二胡”拉二胡的水平可以把人的泪腺拉出二里地。枪声把众人从梦中惊醒。“二胡”就“拉”开他的二胡了。
“这是半自动，离这121.4米。2.35方向。”
“二胡”报告打枪的方位和距离，每次都带着小数点。号舍有六张架子床，十二个人，至少有八九个人，包括我，起初并不明白“2.35”“10.31”之类的所谓方向。最初发表自己疑问的人遭到了“二胡”和另几个大城市的人的嘲笑。受嘲笑的人被“二胡”他们唤做“美人”。“美人”年方十八，面目清秀，红唇白齿，开口就脸红，抿一下嘴腮上就凹出俩酒窝。“真有这样的男人？！”不少人第一次见到“美人”，都这样感叹。“美人”说话并非娘娘腔，但声音很低，常常得把耳朵贴向他的嘴才能听清。
刚入监的时候，“美人”认定我可以保护他，主动与我搭讪，套近乎。头两回，我怕自己沾上“美人”身上的女人气儿，被“二胡”他们捆绑着嘲笑，没想到他竟然说：
“我知道你……”
原来，“美人”身上也文有一支玫瑰，他与玫瑰胡子同宗同祖。玫瑰胡子从我们县公安局的滞留室放出去之后，跟他们一伙贼人讲了我家的情况。
我有点儿惊讶。
“美人”说他们几个人还去我们后厚村踩过点，要向我们家下手。
“后来呢？”我来了兴致，放下手里的碗。
“你们家有大狼狗！”
“就吓住啦？！哈！”
“主要是你爸……厉害！再说我们有规矩。”
“我爹把你送局子的？那玫瑰胡子呢？”
“不是。我的案子玫瑰胡子没参加，他不一样。”“美人”由此说出了玫瑰胡子的家世。说他两岁半时爹娘离婚，他随母亲嫁给县城里一个工厂里的科长。没过几年，那科长就见不得玫瑰胡子了，还在外面拈花惹草，玫瑰胡子他娘为了自己儿子不受气，悄悄在外面打工挣钱，挣了钱都给儿子攒着。不曾想，玫瑰胡子上初中的时候，母亲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到地沟里，没有外伤，人却昏迷不醒。
“植物人？”我插了一句，然后把馒头塞到嘴里咬一口，嚼着。
“美人”吸一口面条，吸一口鼻涕，继续说，那以后，玫瑰胡子的继父就更不着家了，见着玫瑰胡子不是打就是骂。更可憎的是，继父还搜玫瑰胡子身上的钱财，不给，他就把玫瑰胡子的母亲扒光了，坐在她肚子上抽烟，把烟灰弹到眼睛里，用吹红的烟头烫奶头，最后把烟头塞入阴道。玫瑰胡子打不过继父，他跪下求继父，说保证把偷的东西都如数交给他。交吧，那狗日的拿了钱财还不放过玫瑰胡子的母亲，他虐待上瘾了。玫瑰胡子辍学了，然后就入了“玫瑰”党。
“美人”咬了一块核桃那么大的生姜，吐出来，说：“我偷是挣学费，他偷是为了给他娘治病。那病不能停药，还得天天按摩。医生说也许会出现奇迹。”为了这个医生说的奇迹，玫瑰胡子必须天天回家侍候母亲，先是给母亲身上的烫伤敷药，擦干净母亲的身体，然后喂饭，弄屎弄尿，换被单，按摩，说话——据说他母亲可以听见儿子说话。唉，那个奇迹……
“出现了吗？”
“还没有。”
“美人”噎了一下。他看着我，巴望在我的眼神中找到更多的内容。他这是卖关子。我也看着“美人”，等着下文。这时，美人的脸突然跳了一下。
“哇哈……”
那样把满肚子的下水都往外倒，并伴以腰腹颤动的浪笑，好像是大城市的人的专利。这种笑的技术，我在看守所当了一年多红头，也没学会。“二胡”由下向上，满满地兜着抓了一把“美人”的屁股。然后仰面朝天，那样笑着。
“二胡”说：“小样儿！你就瞎编吧。”
“美人”怔了好一会儿，并没有脸红，突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二胡”。
“想打架？你试试？！”另外的城里人嚷嚷。
“二胡”一把搡开“美人”。“美人”以从未有过的高音量说：“谁瞎编了？谁瞎编了？！我说的是真的！”
负责训练队列的群众杨小帆拨开人群，打问情由。杨小帆当年是武警，复员后在省城替人讨账，以绑架罪和伤害罪领刑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