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下张望了一下。雪后的阳光格外刺眼，操场中央的空旗杆戳着蓝天，寒风绕着旗杆打转，发出呜呜的声音。旗杆显得很瘦，仿佛一棵粗壮的大树，被人一层层剥去了外皮，又一层层剥去年轮。一个人站在分监区操场的中央，很容易成为监墙和岗楼上武警的靶子，如果他们闲得发慌的话，虽然他们是不准真的向监墙内警戒线里边开枪的。
我感到茫然。身边没有“美人”的纠缠，没有政府和杨小帆的支使，没有学习书本，没有劳动工具，没有群众的七嘴八舌和他们性格迥异的神情，没有随时突发的事件和紧张感，不习惯。
进号舍之前，我扫了一眼禁闭室。禁闭室门前坐着两个人，他们卷着大棉袄，缩成一团。贺景龙一般不会让禁闭室闲着。现在，顶替“老贩”的是两个在工地打架的群众。
我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我可以想一想。
没什么可想。
当我好不容易想到马良行身上时，听到监门开启的声音，一个年纪不小的政府喊老米。我慌忙起身。人家叫老米，老米可能就会叫我。
两个政府进了隔壁的值班室。老米叫我给他们的地炉添点煤，又叫我去灶房拎壶开水。
我站在值班室门口。
老米翻我一眼：“傻站着干啥？”
我以为还有事。“我，我……”
“没事儿了！”
那个政府褪下棉皮鞋，掸一下手，说：“来，给我擦擦。”
我见过站门岗的小哨为政府擦皮鞋。这是群众比较爱做的一件事。人家让你擦，是看得起你。
我荣幸地捧起棉皮鞋，回到号子忙活起来。我没有鞋油，但好几个城里人都有。回头我告诉鞋油的主人，他的鞋油上了政府的脚面，他也会备感荣幸的。
我听见两位中年政府在说老米的警衔如何如何，今年再不搞个两杠两星，以后要求严了，光工龄不行，还得要有学历，听说还要考英语。
贺景龙与马良行都是三十多岁，已经是两杠两星了。
“哎，你说说，咱守着深山老林，跟他娘的野猪黄羊学说英语啊？！”老米说着擤了一把鼻涕。老米的习惯是，擤完鼻涕之后，要在鞋后跟把大拇指和食指擦一下。接着，他还要把两个指头拿到眼前翻来倒去地审看一番，不净，再塞进胳肢窝里擦。
“我在野鸡胡都三十年啦，光先进工作者的奖状都领了二十多张呀，凭啥……”
老米相当伤感。
那个政府安慰老米，说咱俩是同病相怜，我的副科级也干了快十年啦，听说评警衔和提干是同时进行的，我这回要是扶不了正，这辈子也就冤死在这野鸡胡啦！
两人互相保证，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为对方投一票。之后他们说起了孩子。老米又叹息，说我儿子、女儿都跟那场部的杨树似的，栽在野鸡胡啦，孙子、外孙也该上学啦，咱那学校现如今到底咋样啊。那个政府大概是个类似马良行的角色，在别的分监区做副职，他建议老米把孙子、外孙送到外面的县城，甚至省城去念书，投亲靠友，并说有门路的都这样。
临走，那个狱警问晚上贺景龙在不在，不在的话过来打牌啊。老米不清楚。老米说马良行可能在。
旗杆的影子缩到只剩下两米长的时候，监门口开进来一辆手扶拖拉机。
“仁天木！送饭啦！”
伙夫们麻利地往手扶拖拉机上搬馍筐和菜桶，不让我上手。他们嘟嘟囔囔，说我是个吃白食的。昨天马良行说让我再找两个人，后来他又说“多余”。有道理。
我就这么一天坐两趟手扶拖拉机，专职“押饭”。人家武警押“犯”，我也押“饭”，听上去完全是一个单位的。“二胡”“老贩”看见我，气得寒牙打战；“美人”看见我，都快哭了。
我非常想当面向马良行致谢，但马良行见手扶拖拉机过来了，就借故扯得远远的。直到第七天，我已经悟出其中的门道了。上午，马良行在分监区的门内，当着两个小哨的面，叫住我，说：“你刑期长，还年轻，有没有想过学点什么技术，学个大专、本科文凭？”
“在监狱可以考大学？”我十分惊讶。
“表现好就可以。生产上有标兵，技术上也有标兵，考学为什么不能有呢？你想想吧，人生要有目标，不要虚度年华啊！”
“是！”
马良行又转向那两个做小哨的群众：“你们也一样，得闲别光是抽烟扯淡喝茶看天。”
做学习标兵，考大专、大学文凭，之前并没听老犯们说过，是那些群众学不成，不想学，还是监狱新近才接到司法部的指示精神？马良行的话像个天大的翻斗车，一倒，顿时埋满了我的脑海，埋满了我的空虚。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只觉得从未有过的踏实。
贺景龙身先士卒，常常在工地上干得摘掉棉帽，露出“列宁头”，脱去棉大衣，露出老婆织的红毛衣，瞥见哪个群众怠工，他就叫喊：“不许溜奸耍滑，要踏踏实实地干活！”在我看来，干活的一百多号人，没几个踏实的。别看“忠”干得有板有眼，家里边盖了一半的房子归属都是问题。老婆改嫁了，儿子被老婆带走了，那块宅基地没有户主，没人看守，早被好几家瞄上了……
就我踏实。
好像不对。
那不叫踏实，那其实仅仅是比别的群众多了一层优越感。
晚上，“美人”追着我去厕所蹲坑，自从我“押饭”，“美人”就不在工地上拉屎了，他憋着，等回到分监区找机会与我“共蹲”。“美人”告诉我，工地上的群众说，你是被马良行“挖”了。还说你肯定是棵“人参”，马良行“一挖一个准”。那个厨房的灶头金大江就花了两千多。
我不以为然，说：“什么人参，我是个大萝卜！”我还说马良行从没向我要过一分钱，还鼓励我学文化，将来可以考大专，甚至大学文凭呢。
“美人”说：“马良行哄你吧，犯人还能考大学？”
我有点儿兴奋，摸了一把“美人”的屁股，手感不错，像半个脸盆的凉粉。
“有人！”
只是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美人”就似惊弓之鸟。他提上裤子，先走了。
把“美人”吓跑的脚步声源自看守禁闭室的群众换班，他们一天三班倒，一班八小时。
安新死后，我情愿在外面的野地里拉屎。在厕所蹲坑，总觉得肛门冲着安新，拉出来的屎都砸到安新的身上了。今天来蹲，算是给“美人”一点面子。我裤子提到一半，响起了“二胡”的惊叫：“要死人啦——”
“老贩！”
几乎是条件反射，我就想到了“老贩”。我认定“老贩”吞了那把不锈钢勺子。现在，那把勺子七弯八绕，终于在小肠之中卡住了吧。
正在值班室打麻将的政府冲了出来。我听到打开枪机的声音。
“你干什么？”吕长樱用枪指着我。
“报告政府，我刚拉完屎。”
“怎么回事？”
“可能是范伟……”我大胆预测。
“老贩”被我们抬到会议室。野鸡胡二把手、政委辛占河跟马良行等是麻将桌上的“铁腿子”，他们恰巧在现场。他看了“老贩”的情况，吩咐马良行去叫医务所所长姜楠，马良行指派另一个年轻的政府去叫。之后，马良行把我们号舍的人都叫到会议室。
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
马良行在脖子里搓了两下垢痂，决定个个击破。我们在值班室门口排成一队，等候审问。
“你也不知道吗？”马良行吐出一口烟，焦灼地盯着我。
我不能撒谎，但我只是猜测。
“我……我……”
“你不必紧张，有什么只管说！”
“我看，范伟好像是不想活了。”
“不想活？为什么？他是不是又吞了什么玩意儿？！”
“可能是一把不锈钢勺子。”
“什么时候？”
“就是上次批判会……”
“你怎么不早说？！”
“我……我也不能确定。”
“你……”马良行欲言又止。憋了一会儿，他还是没忍住，说，“你瓜呀，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
群众最恨的就是向政府打小报告的人，那相当于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间谍。我能做这种“变节”的人吗？刚来野鸡胡的第三天，就看见一个群众被担架抬出了分监区，听老群众说，那个就是“变节分子”，向政府告密，说他们号子有三个人吸毒，结果他们号子的群众被集体罚站三天。那个群众医好了伤，调往另一个分监区。
马良行说我“瓜”，意味深长，好像是已经把我当他的人了，之前他对我的种种关照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可是，我能当叛徒吗？！早在看守所的时候，我还在“忍”他们面前强化凡事“不知道”的规矩呢。我一时间无法克服已经根植于神经深处的惯性。
马良行急躁起来，叫我出去换一个人进来，一句“马尾穿豆腐”砸向我后脑勺。
我想，明天我也就该扛着农具上工地了吧。唉，歇了好些日子，再干活我也不怕！谁叫咱是群众呢。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直到公路全部修完，贺景龙被监狱嘉奖，“忠”被评为“劳动标兵”，我还在“押饭”。我已经跟灶上的群众混熟了，灶头金大江也把我当个伙计使唤了。我想，我也许会一直在灶房“改造”下去。
“老贩”享受了“处级”待遇，被专车送往40公里外的罗直镇医院做手术。据说，如果不做手术，“老贩”就会死掉。不过，我从暖气管道猎获的信息，“老贩”对政府的“人道主义救助”一点也不领情。他扑输液瓶，扒护士的衣服，咬政府的耳朵，“无恶不作”。他甚至还砸破了输液瓶，抓起满把的碎玻璃往嘴里塞，进行第三次自残。
马良行常常在麻将桌上叹息，说：“我也干了十好几年了，头一回遇上这狗日的‘滚刀肉’！”其他的政府七嘴八舌。“他要是死了，咱们分监区今年的安全奖就他妈的喂了野猪喽！”“那不成，我还指望拿奖金结婚哪！我还差一台录音机，我未婚妻就喜欢听音乐！”“改听驴叫吧。”“咱这乌鸦的叫声也很好听啊！”“不会吹了吧？！”“吹？我他妈亲自去把范伟那野猪宰了，你信不信？”“我信，我看你还会把这一排猪都宰了！”
政府喜欢叫我们猪，“老贩”那样能折腾的，就是野猪，顺理成章。
手术是成功的。“老贩”被押解回来，绑在禁闭室，强行输液维持生命。马良行说了，要死，也得过了大年。
今年过年不一样。各分监区都开了群众表彰会，群众还抽出一部分做代表，到场部开表彰会，一百多名政府升了警衔，监狱长兼书记杨鼎康还穿上了白衬衣，这一点令许多兄弟监狱的监狱长们嫉妒。值得一提的是，老米时隔六年，重回“先进工作者”榜首，而陈大勇毫无悬念地再次捧回工人之中的“先进”奖状。
大部分政府升了警衔，今年过年多一份喜庆。
只有马良行等很少几位政府回家过年。贺景龙已经连续在野鸡胡过了九个春节了。而老米，据说是去年想回老家，因为有群众脱逃，警务吃紧，没回成，翻过年，老家唯一的一个亲人三舅病故，所以回老家也没什么意思了。老米老家的地形跟野鸡胡差不多，只是树和野兽少些，人和拖拉机多些。
老米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大年初三，老米忽然向贺景龙告假，贺景龙十分惊讶。
“干吗去？”
“看火车。”
政府们笑起来。
贺景龙没笑。自从升警衔的名单一公布，贺景龙就再没见老米笑过。大家也知道监狱长杨鼎康送一个久违的“先进”给老米是扯淡。贺景龙本想找老米谈一谈，可不知从何说起。这一轮升警衔已经过去，结果不可能改变。
“你没见过火车？”南方人鱼湘军不相信。
“再不去看的话……”老米擤了一把鼻涕，往鞋后跟一蹭，再把两根手指放到眼前察看一番，又塞进胳肢窝。动作做完了，话没说完。他不说了。
贺景龙担心老米出事，专门向杨鼎康汇报，要求医务所所长姜楠陪同老米去看火车，因为老米血压高已经多年了。杨鼎康同意了。
老米没看见火车，他在半途中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