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元泽后来十分配合地完成了那一期《风吹大墙》的拍摄。他说：“本来，我在北郊机场的土方工程中，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航空局的官员甭管级别多高，见到我都得点头哈腰。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文物，而我身兼首席文物鉴定和考古队长。我跟那个女娃娃也是有感情的。我的威风被她一点一点，神不知，鬼不觉地吸食而去。最后，她威风了，我乌龟了。爱情就是这样吧。爱情属于傻子。我真傻。像我这样事业有成、心高气傲的人，只有进了监狱才会真正地反省。
卫元泽没有细说“亲人和亲戚”帮扶的内容，这内容的核心，就是他女婿的哥哥项明。
在两年多，近三十次的亲友接见和书信往来以及亲情电话中，卫元泽不断地向老伴忏悔，向女儿忏悔，甚至向孙子和女婿项君忏悔，说到动情处老人家声泪俱下。起初，老伴说他“狗改不了吃屎”，女儿说他“虚情假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忏悔次数的累积，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老伴开始给他做肉沫咸菜，女儿开始亲手为父亲织毛衣，项君也开始与老丈人交谈。后来项明也加入到“亲情帮教”的行列之中。
很难说卫元泽不是虚情假意地向他的家人、亲戚忏悔，然后套取情报，跟我换酒喝。
项明的爱人姚奂芝死后，他度过了一段神魂颠倒的时光。是当年的一些酒肉朋友把他一次次灌醉，一次次弄醒，最后他真的醒了。他发誓戒酒，天天去姚奂芝的墓地吊唁。跟他的爱人倾述心语。那些酒肉朋友拉项明喝酒不成，就开始打他钱财的主意，引诱他“跳坑”。项明好像丢失了以前的精明，人家怂恿他买地，说“便宜”，他就说：“买！这么便宜，为什么不买！”卖地的钱老板合同一签，当夜就摆庆功宴。可是，一周之后，这个自以为赚了项明一大笔的钱老板差点儿跳楼——在那块被市场公认的“烂地”一里之外，政府计划建一座公园，一个月勘查，两个月图纸，第三个月就动工。那块“烂地”一夜之间就涨了十三倍。项明看着报纸上的消息，立即拨电话给钱老板，说：“今晚我请你喝酒。”酒桌上，项明一再感谢钱老板。钱老板说：“不用谢啦，再谢，我的胳膊腿都给你‘卸’掉啦！”钱老板愿意用高于当初卖价九倍的价钱再回购那块地。项明说：“不行，我不卖地，卖房子。”钱老板说：“三百二十亩地啊，要盖多少房子呀！你没有那么多资金！”项明说：“我有现成的注册公司，明天再注册一个，马上招人，然后用一百六十亩土地，也就是总数的一半向银行抵押贷款。你说可以贷多少？三个亿？五个亿？不要太多，够用就行。然后，打好了地基，就卖图纸，卖了图纸，就还贷；然后，再把这一半土地打好地基，再卖图纸——我会没有钱吗？我会资金周转不开吗？你是房地产行业的前辈，多多指教。”
钱老板差点儿给项明跪下。
后来钱老板在股市上赔了个精光，项明听说后，请他到自己的公司做了一名业务经理。项明说：“我就不爱听他们损你的话。我认为你是房地产行业的精英，钱经理。”
钱经理发奋努力，业绩突出，不到两年就被项明提拔到副总经理的位置上。
钱经理是山西人，在炒股票之前，包括卖地给项明，没做过赔本的生意。项明跟他聊生意，他预测说最近买煤矿是好时机。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能源吃紧是大趋势，近来煤矿事故频发，据传，国家要下令关闭所有的私人小煤窑，这将会加剧能源的紧张。项明说好啊，你带个秘书去陕北考察一下，如果行，我把手头的几只股票卖了，还要敲定两个百货超市的并购意向，再买二百亩地，空闲一点就去陕北买煤矿。
买一个煤矿，建两个超市，卖几只股票，项明说的跟老大妈买萝卜、黄瓜一样轻松。股票可不是好玩儿的，钱经理有血的教训。他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了几句。原来，项明当年从钱经理手里买了地，工地一开工，他发现账上还可以腾出不少现金，就买了股票。
相关数据一对照，钱经理暗中惊叹：项明在股市上又赚了五六倍。
“我就是懒，一直拿着没出手。”项明边拨动着大书案上的桃木制的地球仪，边说。
半个月之后，钱经理从陕北返回深圳复命。项明又转着地球仪说：“我出钱，你经营，利润四六分。”钱经理愕然，项明又说：“你是一条大鱼，该自我掌控局面。我相信你的分析，更相信你的能力。”钱经理正要开口，项明举起左手，说：“我收回成本的105%，矿就归你！去吧，财务总监那儿我昨天就打过招呼了。”
钱经理结巴了，惊喜与恐惧结伴而生，泪水在眼窝里打转转。他交代了自己当年因为土地的事曾经雇了杀手，当上副总经理之后也起过歹念。
“我都知道。哼哼……”项明平静地把手从地球仪上腾出来，开始擦拭自己的眼镜，说：“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嘛。我不是一直好好的嘛”。
这副水晶平镜，是姚奂芝送他的礼物。姚奂芝说“我看你眼热，又少点儿斯文”。当时项明说：“你是说我眼‘花’吧。”不过戴上这副水晶镜，项明的确感觉十分清爽。
项明告诉钱经理，曾与他俩一起吃饭的“包先生”，是刑警队队长，自己的司机是“包先生”的堂弟。
钱经理回忆起当初他雇的人在行动之前忽然被警方传讯、羁押，以致“行动流产”。那应该就是“包先生”的功劳。
“在深圳这种地方，天天都有刑事案，大浪淘沙，泥石俱下，自我保护属于本能的范畴。”项明戴上了那副水晶眼镜，说，“只是，如何自我保护，那是‘各庄的地道，各有各的高招’。”
钱经理感觉膝盖发软。
项明只是催促他去办支票手续，然后去陕北买煤矿。
钱经理感激之下，为项明的大智若愚和宽厚仁慈而折煞。他明白，跟项明说“感谢”之类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重要的是干好自己的分内事，并且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后来，钱经理在陕北开了煤矿，“董事长”一栏，他填的是“项明”。
项明的生意一日千里地飞腾，他也冷不丁想过：“不会是我的老丈人、干爹在背后暗中帮我吧？！”为此，他开诚布公地跟干爹谈过自己的疑虑。
干爹说：“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奂芝在冥冥之中保佑你吧。我呢，更关心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叫我抱孙子。”
光阴荏苒，项明已经是奔四十的人了，干爹的话有道理。但是，姚奂芝在他的心中分量太重，痕迹太深，他试着接触过几个女人，都是不了了之。这扩大了他心灵的空虚。闲暇之时，他常常孑然一身，坐在海边发呆。
项明决定全方位撤出深圳，回到西安，是因为他开车载着一个女人撞死了另一个女人。而除他之外的唯一目击者，也就是当时他载着去飞机场的那个女人，在回到家乡后车祸身亡。
“有鬼吧？！”项明向他的朋友、刑警队长包先生述说事情的全部经过。其时，离他撞死人已经过去了四天。这几天项明浑浑噩噩，时空颠倒，白天也做噩梦。他拉着包先生的手，说：“你带我去自首吧！”
包先生问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被项明撞死的女人滚下了山沟，尸首呢？比如那个回了老家的女人又被别人撞死了，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怕你加害故意诈死？还有，这个女人死前跟别人说起之前的事了吗？谁能证明？
项明照实回答。包先生说他去给项明买点镇定药，再看看他车库的那辆大奔。回来后，他说：“第一，人死不能复生；第二，民不告，官不究！那辆大奔上碰剐的痕迹早已被我的堂弟送去修理厂修饰一新。就是谁要做DNA鉴定，也找不到一块皮屑、一截头发、一滴体液。”包先生为项明献计献策，教他“如此这般”地“善理后事”。包先生还表示，他可以亲自去那个后死，也许是失踪的女人老家调查，必要时可以动用公安的关系。
“DNA？”项明从包先生一箩筐话中刨出来三个字。那个回老家之后在车祸中丧生的女人的体内、阴道中应该残留着项明的精液。这个女人叫苗伊娜，与项明结交半年有余。苗伊娜是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崇拜大名鼎鼎的项明，她不敢奢望婚姻，却一心想为他生一个孩子，将来“母以子为贵”。所以，跟项明同床，苗伊娜从不避孕。
“DNA……”这三个字再次从项明的牙缝中挤出来。
包先生风尘仆仆地从苗伊娜的老家四川省汶川县回来，得到的情报是：苗伊娜根本没有回老家。苗伊娜失踪了，蒸发了。奇怪的是，那位被项明撞死的女人也“死不见尸”。项明天天看报纸，看电视，上新闻网，就是没有被他撞死的女人的消息。办过许多离奇案件的包先生说：“项董，您是前一阵子太劳累，出现幻觉了吧。”
项明领着包先生到他撞人的现场勘察，结果什么也没找到。这时，距“案发”的日子已经过去九天了。“这地方出现过UFO吧？”项明望着天空说。
从那以后，项明见庙就烧香，见佛就磕头。他还找到一座基督教堂，学着外国人，向牧师忏悔。他含着泪水长时间地向方丈和牧师倾述自己的罪恶，以求得到心灵的解脱和安宁。他的超过七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很快摆满了与宗教有关的物件、书籍。《金刚经》《古兰经》《圣经》，各种经书纷纷坐在他硕大的书案上，底下的人来请示工作，看见小山一样的经书，看不见董事长项明。在传媒上看到什么地方泥石流毁了庙宇，他立刻就去援建……包先生看不过去，请来心理专家诊治。心理专家说：“要不先换个环境看看。”
专家的话与项明的心思不谋而合。在深圳，他是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
临别，项明把一座价值几千万的百货超市转户到包先生堂弟的名下，作为报答。
回到西安，项明每月回一次老家，为父母上坟，去宝函寺进香。其时，二弟项君已经名满学界。翻过一年，三弟项帅也刑满出狱。只要能抽出身，项君很愿意陪大哥一同回乡；项帅已经不是当年的莽撞烈汉了，看到大哥一心向善，也愿意在大哥的公司做点事。回乡祭父母，项帅是一次也不落下。平日，项明和项帅常去项君家吃饭。比起整日泡书斋的大学者项君，项明显得黝黑、粗糙，岁月在两人的脸上刻上了迥异的痕迹。如果现在宋丽芸再看见这兄弟俩，就不会张冠李戴了。
大约是项帅出狱半年之后吧，项明用巨资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三兄弟慈善基金”，专门帮助遇灾遇难的妇女和儿童。听说北郊有一个专门收养父母都在监狱的儿童的“儿童村”，他便率一行人上门捐助。就在这次捐助现场，他遇上四个从女监刑满出狱的女人，这四个刑满的女人一个叫别新蕊，一个叫柳姬，一个叫兰香，一个叫杜月妍。
那个叫柳姬的有点儿面熟。
柳姬已经三十大几，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完全夺去她女人的生理特征。重获新生的兴奋令她的脸颊布满红晕。名叫杜月妍的也是这样。另两位，别新蕊和兰香就不一样了，她们是来看自己的孩子，并且要尽快做出带走孩子，还是让孩子继续待在儿童村的决定。她俩流了过多的泪水，从出狱前三天就开始流了。这会儿，她们正拼命调动身上的体液，转化成泪水，献给孩子，献给儿童村的村长。当然，也包括正好在场的项明。
项明在为一个孩子打开可乐瓶的盖子。可乐的泡沫令他若有所思。
一个孩子喝可乐太急，呛着了，喷出的可乐溅在同伴裸露的胳膊上。
项明想起来了。
十五年前，项明从西安的果品批发市场往深圳贩运猕猴桃，车站附近的旅馆爆满，周围不是苦力就是生意人，项明就搭三轮摩托，在火车客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租了个铺位，六元钱一夜。那天吃过午饭，项明钻进火车站旁的一个卡拉OK厅。当时，就是眼前的这个柳姬笑着献上一瓶可乐。
就在项明准备回他的招待所那间一个顶一个摆了十张铺的小房间吹电扇的时候，宋丽芸在人海中脱颖而出，暴露在他的视线之下。
宋丽芸是从学校赶来搭长途汽车回眉周县与我约会的。我们约好的。准确地说，是我们俩的母亲为我们约好的。
柳姬见项明和颜悦色，他在人群中显然格外关注自己，好像还面熟，就说：“项大老板莫非有个妹妹跟我长得相像？！”
有钱又愿意捐献，且和颜悦色的老板是很容易被人记住的，尤其是那些处境尴尬、渴望救助的人。在儿童村待了不到半小时，近百个娃娃，十几个工作人员，都知道称呼项明“项大老板”“项叔叔”“项董事长”。儿童村就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空场地，一座破旧的二层楼，没有围墙。姓仇的女村长集合了孩子们，请他给孩子讲几句话，他没有答应。手下的人从车上卸食品和衣物，项明楼上楼下走动，灶房厕所看看，很快决定用资重建儿童村。不过，与柳姬相关的往事猝然浮上脑海，眼前的柳姬的做派似乎还是秉性难移。项明笑起来，说：“可乐，啊，可乐。”
手下的人从捐助的饮料中取了一瓶可乐递给项明。项明没接，示意递给柳姬。
柳姬接住可乐，似乎想起了眼前的这位“当年的客人”。她却并不窘迫，也不慌张，倒扮着鬼脸，说：“项大老板，你可不能把我装进麻袋里，然后用针扎呀，扎呀，扎呀！”
十五年前的那个炎热的中午，项明撩起宋丽芸的裙子，盖住她的脸，褪去她的裤衩，抬起她的双腿，操得浑身大汗，几乎虚脱。
在长途汽车站，项明在几十秒内用两块钱买通了一个民工，这个民工揣起两块钱就上前纠缠、拉扯宋丽芸，宋丽芸惊叫起来。项明“英雄救美”，三拳两脚打走了民工，把宋丽芸拉到他住的招待所，另开了一间房。
宋丽芸当然认得项明。她被超高的气温和那个民工搞蒙了。她当然也十分厌烦项明。而项明不停地骂那个民工，不停地请宋丽芸消消气儿。待坐在招待所的单间中，吹上了电扇，宋丽芸双手叉腰，凛然道：“你要干啥？”项明说：“这么热的天，回县里吧，你歇着，我帮你买车票，我有熟人。你歇着，喝口水，消消气。再咋说咱们也一个锅里吃了两年饭嘛。叫哥哥帮你这个忙，哥哥心里也好过点嘛。那些年都是哥哥我不好。”
说着话，项明打开了那瓶可乐。
宋丽芸气呼呼地一口气儿喝了半瓶多。她几乎是抢过去喝的。天太热，她出了很多汗。她很快昏睡过去了。待醒来，她觉得不对劲，浑身别扭，便怀疑那瓶剩下三分之一的可乐。项明说：“你是太累了，打了个盹，这可乐绝对没问题。”说着，他把剩下的可乐一饮而尽。
项明在操完宋丽芸后，迅速到外面买了一瓶可乐，自己喝去大半瓶，换走了那瓶混有蒙汗药的可乐。
所以，当宋丽芸抱着那个孩子，跟她的丈夫吴国文到野鸡胡让我看，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就算不是在数九寒天的冬日，也是情有可原的吧。后来我见到了井裳清养大的女儿，姜楠手牵着的儿子，感觉完全不同。DNA承载的不仅仅是遗传基因，还有骨肉亲情的感应和潜意识。
项明那天在儿童村的一个教室坐了一会儿，算是与仇村长和那四个女人座谈。结果，他同意把那四个女人暂时安排在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工作。有言在先：必须完全遵守基金会的规章制度；自己有了依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想走自便。那四个女人感激不已，别新蕊和兰香摁着自己孩子的脑袋，给项明磕头。四个女人身世不同，而当下相同的一点是她们都无家可归或有家不能回、不愿回。
在我们二十一沟蹲了几年，第五健也听说过儿童村的事，他庆幸自己刑短，老婆没要求离婚，女儿有人照料。
项明仰脸看了一下天色，说：“咱们去后厚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