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孟浩然十多岁时到京师游历，旨在谋个一官半职。他曾在太学作诗，赢得满堂喝彩。一次，大诗人王维邀请他到内署，忽报唐玄宗驾到。孟浩然惊慌地钻到了床下。言谈之中，王维适时提及孟浩然，并加以推荐，唐玄宗大喜，诏出，孟浩然这才一脸汗水地移身叩拜。皇上问诗，他便朗诵自己的诗作，前面的尚好，但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一句，玄宗就不舒服了，说，你不曾求过官，而我也没有弃过你啊，为何“污蔑”我呢？皇帝的龙颜不悦，孟浩然只得返回襄阳，并因此一生未受重用。本来，能够面见皇帝，皇帝又对自己的诗作感兴趣，这对孟浩然而言，不啻是老天爷赐给他的一个施展才华、平步青云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却读了一首怨天尤人诗，惹恼了皇帝，丢掉了“前程”。
可见，很多时候，不是命运没有给我们机会。机会再多，也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把握。
诸葛亮15 岁时，为逃避战乱，随家人离开山东老家辗转到湖北襄阳避难。17岁时隐居在襄阳城西的隆中。他少有大志，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时大政治家管仲和军事家乐毅。他在隆中边种地、修学，边静观天下，待机而出。汉末，军阀混战的形热已趋明朗。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国北方，势力最大。孙权割据江东统治巩固势力次之。刘备虽然也有一定的势力，但因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屡遭打击。为发展自己势力，到处访寻人材。这对于诸葛亮来说，他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通过“三顾茅庐”，他进一步坚定了辅佐刘备的决心。于是，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出了山，并最终运用自己的文韬武略为刘备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苏轼在《代侯公说项羽辞》中所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对于中美外交来说，1971年的4月尤其值得铭记。从4月4日，两国乒乓球队员庄则栋与科恩的一次偶然握手，到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新中国首批访华美国人出现在北京，仅仅6天的时间，两个国家完成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访问，而是外交寒冬中的一次艰难启航，也是僵硬关系中的一次破冰。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尼克松创造并抓住小小的“乒乓球”带来的历史机遇，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突破，写下了新篇章。
“机遇”的显著特点，一是难得，二是易逝。邓小平南巡时反复提醒人们：“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当今世界，可谓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竞争日趋激烈。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是胜利者，谁失去了“机遇”，谁就会失去速度，就失去效益，就失去财富，失去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中也有风险与挑战，挑战中又孕育新的机遇。
历史充分证明，抓住机遇，才能获得主动；用好机遇，才能赢得未来。在难得的“机遇”面前，我们都应当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去追求它、拥抱它，利用它，为华夏的振兴和崛起而奋争，为祖国的昌盛和腾飞而拼搏。
因时制宜善于变通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意译】《易经》的法则，是在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进行变化；变化就可以行得通，行得通了就可以保持长久。
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会习惯性地按照常规思维去思考。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对的事物永远在不停的变动之中。领导者需要不断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思路和领导手段。掌握了变通处理问题的方法，学会灵活变通，你会发现在处理某些问题时，往往能够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效果。所谓变通，实际上就是对《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运用。
翻开史册，灵活变通处理问题的例子很多。《史记》中专门记载了田忌赛马的故事，就是变通的一个出色案例。战国时期，齐国将军田忌经常与齐国的王公贵族们赛马，并设重金作为赌注。在赛马活动中，参赛的马分为上中下三等，同一等级的马进行比赛，每一局比赛胜出两局，就算是优胜者。田忌在与齐威王赛马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三个等级的马都不如齐威王同一等级的马，所以常常落败。
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正在田忌那里做门客，他研究了比赛的情况，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赌注，我能让您取胜。”一次，田忌又要和齐威王赛马，比赛开始前，孙膑告诉田忌：“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 田忌恍然大悟，按照孙膑的建议去比赛。比赛中，马匹还是同样的马匹，只是调换了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结果在三场比赛完后，田忌虽然第一场败了，但是赢了后边的两场比赛，最终赢得齐王的千金赌注。通过这场比赛，齐威王也了解到了孙膑，后来请孙膑做了自己的军师。
田忌赛马就是一个典型的变通方略，知道现在还经常被用到领导学和博弈论中。当然，社会现象是复杂多变的，不可能像一场比赛那样简单。然而，越是在复杂的情境中，就越能够看到变通的“威力”。秦朝末年是一个变乱的年代，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到刘邦建立汉朝，战乱持续了七八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一位变通学的大师做到了审时度势，后来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就是--叔孙通。
叔孙通是一位儒家学者，饱读儒家经典。秦朝时期，曾经做过“博士”（官名）。当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二世曾经召集博士讨论此事。有的博士提出这是“造反”，触怒了愚蠢的秦二世，被下狱。叔孙通摸透了秦二世的脾气，见他面有怒色，于是回答说这不是造反，只不过是“群盗鼠窃狗盗耳”，只要地方官吏捕捉一下就可以了。叔孙通的话满足了秦二世的虚荣心，所以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赏赐。然而，叔孙通已经看透了秦朝的色厉内荏的本质，不久就逃走去追随反秦的主要势力项梁。项梁死后，叔孙通先后追随过楚怀王和项羽，然而觉得他们都不是自己要辅佐的对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叔孙通转投刘邦，在刘邦手下继续担任“博士”的职务。
那时候，正处于战争时期，刘邦对儒生的态度很不好，认为他们没有用处，所以对投奔自己的儒生总是给以难堪。叔孙通投奔刘邦后，也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叔孙通脱掉宽大的儒服，换上武将常穿的短衣，因此受到刘邦的器重。当时，跟随叔孙通投奔刘邦的，还有他的一百多位弟子。这些弟子希望跟着叔孙通能够飞黄腾达，但是叔孙通从来不在刘邦面前举荐他们。相反，叔孙通向刘邦举荐了很多勇武有力但是却是盗贼出身的人。叔孙通的行为引起了追随他的儒生的不满与失望，他们认为叔孙通的道德低下，背叛了儒家思想。然而，叔孙通却向他们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从这句话中国，我们看到叔孙通一方面固然是安慰弟子稍安勿躁，另一方面也透出了他的自信，虽然天下鹿死谁手还未确定，但是叔孙通永远能够游刃有余似乎是肯定的。
果然，当刘邦战败项羽之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将领们居功自傲，在刘邦面前也很粗鲁无礼，刘邦大为头痛。这时候，叔孙通出现了，他自荐为汉王制定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而制礼，召儒生与其共订朝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安的长乐宫建成，诸侯王和大臣门都依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向刘邦行礼，次序井然。叔孙通因制定礼仪的功劳，被刘邦拜奉常，他的弟子们也都进封为郎。
在历史上，有些儒家学者对叔孙通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善于“面谀”，是政治投机者，是善于逢迎拍马的小人。但是，我们从叔孙通一生的行为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善于变通、不固守教条的政治家。刘邦晚年，想废掉太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代之赵王如意。叔孙通义正词严地提出劝谏，用历史上废长立幼的悲剧和国家制度，让刘邦认识到了废掉太子的危险。他质问刘邦，“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尴尬，终于放弃了废掉太子的想法。汉惠帝继位后，叔孙通也多次进谏，纠正帝王的偏失，一点看不到逢迎的影子。大史学家司马迁记述了叔孙通的事迹，对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评价：“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叔孙通用高妙的变通之道，终于成为汉朝的一代宗师。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变通的作用。所谓的变通，就是在目标确定以后，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实现目标，这和现代的决策学有异曲同工的相通之处。在现代社会里，领导者善于变通显得更加重要。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这样的应用也不少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变通的一个妙用。变通的结果是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对原来体制的变通，结果是使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