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一些同志对于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真诚期待与迫切呼唤，但由于中国现实的国情发展和民主发展的自身规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可能，这就是党内民主没有动静而社会民主能生机勃勃。所谓先导，所谓“示范和带动”，其潜台词无论就逻辑关系而言，还是就时间关系而言，都是指党内民主要先于社会民主的。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是决定了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因此，如果说我们真正关注中国社会民主的推进，就一定要从关注并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开始。
当然，我们也承认，毕竟党内民主的直接效果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增强活力，为进一步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奠定党内基础。说到底只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宏大系统工程中的“党的领导”这一个环节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措施。把它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或者说切入点是可以的，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内容，就容易在实践中产生误导，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不利的。
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是通过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理论上讲，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完全应该统一而且也是可以统一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崇高威望，党的领导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客观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人民当家作主则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加之对“群众运动”历史教训的汲取，事实上很难到位；依法治国尚有待于法律体系的健全和法制意识的深入而逐渐发挥作用。统一并不等于同一，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并不是谁代替谁，事实上不论谁代替谁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都是很不利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对三者准确定位的问题。“党的领导”体现在哪些方面，“人民当家作主”表现为什么，“依法治国”又是什么。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就曾有过“和同之辩”，宫、商、角、徵、羽，是音乐中的五种音调，一曲优美的音乐需要五音各得其所，任何一种音调缺失或过剩都会破坏音乐的和谐。并且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和而不同”。对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来说，每一部分的充分发展是其他部分得以发展的条件，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统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在关注“党内民主”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和“依法治国”的原则，并应该下大力气，寻找“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实现形式和实现途径。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真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所向。
（二）应该充分估计党内民主现实进展及其实践成果的深刻性
与现在一些大吵大闹打口水战，乃至于赤膊上阵的所谓民主形式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确乎要平静多了、和气多了。也正因为此，一些人士便据此看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所取得的进步。其实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实践成果不仅可圈可点，而且更具有根本性和深刻性。
我们先看党内民主所取得的具体成果：
——权利保障有了新成效。2004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在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党员民主权利行使的程序，党员行使民主权利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的空间越来越大。
——制度建设正逐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身体力行。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党内选举迈出新步伐。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在十七大党代表选举中，我们就看到了很好的落实。各基层组织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进行正式选举时，代表候选人一般多于应选名额的15%，差额比例比十六大时增加了5个百分点，扩大了选举人的选择范围。更进一步，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尝试也在试点地区取得了成功，竞争机制开始发挥越来越实质性的作用。
——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化。2004年中共中央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明确规定：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当由上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急需任用时，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一把手”、个别人决定干部任用的情形越来越不容易了。
——党务公开增加透明度。像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已经逐渐从文件要求进入了实际政治生活。十七大党代表选举在选举刚开始，便通过新闻媒体向全党公布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安排部署、程序方法及有关要求。
——党内监督机制具体化。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提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党内反腐败不再只打苍蝇不捉老虎。
关于党内民主所取得的这一系列成果，我们可以用“静水流深”来描述。所谓静水流深，是指别看表面上是一条平静的河水，其实在河水下面是深沉而又有力的流动。表面上没有动，其实已经动了，而且动静还不小。忽视这些脚踏实地的民主进展，忽视这些细致入微的民主细节，不仅会使我们对党内民主推进的信心受到损害，也不利于党内民主的真正实践。
更进一步看，这些细节绝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预示着深刻的理念转换和思维转换。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尊重不同、保护权利、公开透明、营造制衡等这些现代民主发展基本理念、基本思维都已经开始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随着逐步的实践，还将会引发一系列更深刻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心态变化。因而这些理念转换和思维转换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种子播了下去。
借用句古话：都已经播种了，收获还会远吗？
（三）应该充分估计党内民主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果
2009年以来，南京市“公推直选”的探索进入了社会公众的视野，并且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认可与好评，盛赞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重大进步。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实行党内民主有足够的自觉，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也有相当的期待，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基层组织也进行过各种类型的党内民主试验，为什么南京的“公推直选”在这个时候能脱颖而出呢？答案可以说很简单，制度创新的成功。
党内民主是一种进步的政治理念。进步的政治理念要能真正走向实践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中，就需要制度的安排，制度的创新。可是制度创新是有内在规律的，不遵循规律的制度创新不仅不会有成效，连维持都艰难。“公推直选”则是很好地体现了对制度创新规律的尊重。
首先，制度创新一定要代表进步的、科学的价值指向，而不是相反。逆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制度变革不管冠以什么样的创新名头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都不会有前途。“公推直选”反映了现代政治发展中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进步理念，特别是在凸现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方面态度是明确的。公推，党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参与权，提出自己认可的候选人；直选，党员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选举权，选出自己认可的干部。在现代政治运行中，固然民主不必然是要选举，但是选举一定是民主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其次，制度创新一定要与既有的制度大背景相兼容，而不能直接冲突。社会政治制度是一个大系统，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制度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子系统。党内民主制度同样离不开更高一层的政党制度乃至再高一层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约束。如果说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与比它高层次的制度有冲突，这一创新即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其成功难度也相当大。比如说，党管干部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制度层面一项重大原则，一项不容否定的刚性原则，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与高度团结。“公推直选”很好地解决了党管干部的刚性要求与充分民主的关系。在“公推”环节，候选人提名由党员自荐、党员群众联名举荐和党组织推荐三种方式产生，这改变了以往由组织单一提名的做法，党员群众有了更大话语权；在“直选”环节更是当场投票当场就职，党员群众有了充分的最后决定权。但是，同时上级党组织具有对被提名人资格的审查与否决权，并不是所有的被提名人都必然进入下一轮的“直选”。我们看到南京在进入“直选”后的候选人名单要比最初的提名人少了很多。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党管干部的过程。经过这一过程后的候选人不管哪一位在直选中当选都是符合党管干部原则的，都是体现了党的意图的。
再次，制度创新一定要有与新制度相适宜的基础，在旧的制度基础上不可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我们注意到南京市“公推直选”的实行范围是小区和乡镇。有的同志在称赞之余略有些遗憾，实行的层面比较低，为什么不在更高层面、比如县市级层面上展开呢？这一愿望是好的，但真要实行起来却是有疑问的。之所以从小区、乡镇起步，是因其中的党员干部的身份相对单一，其利益关系相对简单，都是最基层的、不具有复杂行政上下级隶属关系的党员，其民主选举的利益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小区的利益，乡镇的利益，不会出现策略性投票来异化民主初衷。如果我们过于理想化，先在较高层面开展公推直选，而它的下一级乃至下两级的组织尚不是公推直选的，那么由非公推直选的下一级党员干部公推直选上一级党员干部就会出现“策略性投票”，以维护那些非公推直选党员干部的既有利益格局，使得本意是好的民主走形变样。我们一定要记住，民主的制度要求其基础必须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不可能建立在非民主的土壤上。我们的民主建设必须要从基础开始逐渐向上拓展。从这一点上看，南京市的党组织是明智清醒的。也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南京“公推直选”的成功。
当然，南京“公推直选”的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于其制度创新的成功。就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来说，南京“公推直选”开了个好头，彰显了一种趋势，也给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既然已经上路了，还会停下来吗？还能停下来吗？
（四）应该充分估计党内民主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雷区
在我们对党内民主充满期待与信任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推进党内民主同样存在一定的理论风险与实践雷区，甚至这些风险与雷区还可能是致命性的。
首先，从理论上看，由于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在运行基础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要注意由于理论的模糊而导致党内民主步入误区。
当代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判断来说，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变革、变动、调整、变化，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结论：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每个利益群体都已意识到自身利益所在，并且开始为实现自己群体的利益而努力。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矛盾、冲突乃至对立已成客观态势。这种不同的出现不是坏事，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问题是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势必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所体现，有所反映。这些不同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会反映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
一般来说，民主就是建立在不同利益充分表达并能充分体现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代表自己利益，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而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与社会联合体是不一样的。作为政党，必须要有共同的利益，明确的目标，统一的价值观。进一步说，就是一个政党应该也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利益诉求。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来说，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利益，舍此没有其他的利益。因此，按照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不是建立在代表不同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不同利益的反映与理解上。
所以，党内民主是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而不削弱党的战斗力，是为了在充满活力的基础上实现党的更高层面的团结与统一，而不是放弃党的团结与统一。在这一意义上，党内和谐是党内团结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党内不同利益博弈的代名词。党内民主要注意避免从尊重不同，保护不同变异为自立山头，各自为战。推进党内民主一定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全党团结与统一，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为前提。不能以推进党内民主为名，在党内培育并形成所谓的不同阶层与群体的利益代表。否则党内民主就会自毁长城，走入误区。
其次，对于任何事物来说，形式与内容不完全一致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民主也不例外。在进行党内民主实践过程中，要警惕一些所谓的“党内民主”叶徒相似而其实不同。
尽管我们不愿意，但也要承认，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规范，这些年来，党内在一些层面，在一些范围内，确实出现并存在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会走到一起结盟，借民主之名或所谓民主的形式，压制民主的健康发展。比如利用在一定范围内人数的占优势，便借民主的大多数原则来通过一些政策、制度、措施以实现自身既有的不规范、不正当利益。这就提醒我们，尽管从理论上党内民主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正当性，但并不意味着表现出来的一些所谓“党内民主”必然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正当性。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实质民主，也有防范这一方面的意思。当代中国的党内民主不能是拉大旗做虎皮的小把戏，而应该是高扬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实现社会和谐，能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民主。当然也不能因为那种现象的存在就对党内民主因噎废食。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在党内更大范围内实行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