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瞿秋白由俞平伯陪同，去拜访了胡适。胡适是4月间由北京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的。这一年，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他对这位年轻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国故”，似乎不无关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对这件工作，瞿秋白写信告诉胡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精密谨慎些。”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后来以“此等入款‘远下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差事。所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
团的二大闭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积极参加筹办上海大学的工作。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东南高师原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学生约一百六十人。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缺乏，并且多不称职。学生中很多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极不满意学校现状。由学生会向校方交涉，无效。校长竟携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东京留学，使学生忍无可忍。于是组织十人团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办一所革命的大学。十人团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学生对三人素不相识，仅慕其名而已。经多方探询，得知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右任自这年8月因靖国军失败，从陕西到上海后，发表过救国须先从教育入手的言论，于是决定请于来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学生还找到共产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考虑，以请国民党出面主办，于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而且筹款也方便些，请学生即派代表邀于右任出任校长。其时，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广东陈炯明叛变，革命遭到挫折，转而谋求在教育方面寻找阵地，培养干部人才。所以，当学生敦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邵力子、柏文蔚、杨杏佛、柳亚子都极力促驾。于右任答应出任校长，同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他打算把上海大学的活动，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轨道，曾对上海大学学生们演讲，说“今后要制造炸弹、地雷，不仅在中国落地开花，还要炸得全世界开花结果”。但他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于与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约李大钊、张继赴宴，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请他们予以协助。张继表示愿去南洋募捐，后来学校开欢送会，但他言而无信，并未南行。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到校视事不久，瞿秋白就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陈德征等九人被推为评议员。同年12月改评议会为行政委员会，瞿秋白等八人为委员。1924年2月，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三次会议，瞿秋白先后被推定担任上海大学丛书审查会委员、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上海大学创建伊始，百事待举，而又穷之又穷，是一个道地的弄堂大学。瞿秋白到此任事，决意把学校办好。他在1923年7月30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到这一点：“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信中所说的文章，是指他写于7月23日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已经寄给了《民国日报》编辑俞平伯。
这时，瞿秋白住在上海闸北，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他的住处，布置得像一个作家的书屋，出入那里也多是些青年作家。他与于右任关系融洽，过往颇多。除了担任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外，他集注全力于整顿改革上海大学的学务。8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全文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章指出：中国作为“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甚至连概括反映社会现象的名词术语也没有。“等到骤然遇见‘西洋人’，一二十年间，钱店变成了银行，商铺变成了公司；‘不知道哪里活见鬼似的’跑出个外国银行团来，暗中把持着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几万里外的伦敦纽约，可以左右中国商界的金融；此等‘捞什子’的背后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于是中国的思想界里不期然而然便要发生所谓‘改造社会’的思潮。”中国的文学艺术，逐渐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的养料，必将逐渐形成新的系统。因此，“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瞿秋白根据这一设想，为学校的未来，规划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蓝图。大学设两院：社会科学院，文艺院。社会科学院预计设立六个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艺院，在文学方面预计设立五个系：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艺术方面预计设立三个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必修课目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第一、二外语。他强调外语学习，说：“在中国现在要研究学术，非有二种外国语不够。”社会学系的选修课目包括：现代政治（中国和世界），国法学概论及各国宪法略史，民刑法通论，财政学通论，统计学通论，银行论，货币论，政党论，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论，哲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及科学方法论，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目有：文（群经诸子附），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历代文评（并及世界文学），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言语学，文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现代世界文学，中外文化史，伦理学及科学方法论，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概论，外语二种。选修课目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哲学、艺术史、金石学及书画史等。英文系、俄文系，也都安排了课目。这是一个称得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学设想和规划，即使今天看来，也很有借鉴的意义。
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担起革命的责任。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瞿秋白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人不一定是诗人，做一个‘公民’却是你所应当的”，指出上海大学各系都应当有“现代政治”的选修课，——其实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讨论研究的集会。学生也可以自己组织其他的研究会。他说，这种研究会有几种好处：（一）不是搬着死教科书背的；（二）学生自动的以其现在所知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三）全校学生共同一堂可以锻炼青年的“集合意识”；（四）不是“书房里的”少爷生活，而是社会里的公民生活。导师要于中国政治、世界大势的当时问题作有系统的说明论断；要多给予学生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上述规划方针进行的。他们敢于创新，采取很多好形式好方法进行文科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知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以及研究现状。学生毕业时，对于文、史、哲、经、法，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地掌握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算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同时又为从事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上海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秋白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一些是在上海大学教学中产生的，如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其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四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生初步具有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能力，许多学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上海大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象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一位也寻不出。上海大学的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意为学生研究的，他们都能负担这全部责任。”许多教授的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如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俞平伯讲的宋词，以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课，都能引人入胜，成为叫座的课。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下面是当时两位学生的回忆：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瞿秋白既重视在课堂上对学生谆谆教导，又注意在课后对学生进行指导，循循善诱，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八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为宗旨，会员有八十多人，除举办演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炽烈如火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