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娇叶，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