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师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张勋复辟
张勋是那种很一根筋的人。不过说良心话，在民国时，无论是在军阀的圈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其实他的口碑和声望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臭。虽然他统领的军队的纪律不是特别好，但据当年那些伶人回忆，其实张勋蛮厚道的，他请人唱戏、开个堂会什么的，给钱都很多，北京的江西会馆主要就是由他来资助的，他也对家乡奉新县所有进京读书的学生给予资助。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清朝，所以他的军队一直没有剪辫子，习称辫子军，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凯当政时期对他很优厚和关照，因为他只是北洋系统的支系，属于巡防营系统，但是他又属于巡防营系统中比较能打的部队。辛亥之后，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一个是张勋的，一个是张作霖的，一个是陆荣廷的，他们都不是新军，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是土匪，但都久经战阵，他们总打仗，新军反而很少打仗。打过仗的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时攻打南京的民军有那么多人，而张勋就那么几千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才打下来，而且还没能把张勋的部队都吃了，还是网开一面让他跑了，可见张勋的厉害。张勋就是一门心思想复辟，想回到清朝，其实当时这个基本是没戏了，但是他总喜欢提这事儿，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往外捅，而这个时候，徐树铮就显现出玩弄权术的手腕了。
徐树铮当然不希望府院之争继续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怎么样才能被赶走呢，就靠张勋。督军团开会的时候，张勋又抬出复辟的调调，这时候徐树铮就怂恿督军团成员同意张勋的意见，最后签字的时候，这家伙又偷偷溜了，别的督军代表就真签字了。张勋看到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他手下辫子军一共两万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进京。进京以后，张勋就肆无忌惮地复辟，声势特大。当时北京驻军其实有好几个师，但是大家听闻张勋要复辟，都不敢吱声了。本来是来当调解人的张勋，一进京就闹复辟。这个时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赶紧逃命。他躲进日本使馆后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任他组织讨逆军，总统则由尚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
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张勋说是，然后段祺瑞就说，你若是复辟，到时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指着敌方战将说，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信义了。
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手里既没有钱，又没有嫡系军队，一兵一卒都没有，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关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部队，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八师。李长泰很怪，给钱也不干，段祺瑞没办法，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结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锟，曹锟不愿意干，但是吴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然后还有冯玉祥，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当时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这个旅很大，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有点钱就去扩军，整兵整枪，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多则四五千，他那一个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别的一个师还多。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冯玉祥被免了之后没人敢来十六旅，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复辟还了得，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搞过革命的。
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其他人从旁跟上，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当然，仗打得很热闹，却没怎么流血，象征性含义很强。用莫里循的话说，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但是没伤几个人，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弹伤到了。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接触，还第一次用了飞机，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炸弹，丢了几个手雷下去，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复辟就这么解决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但毕竟打完这仗后，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辫子军被缴械了，他留在徐州的两万人也被人收编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正式参战，加人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南北交战
参战粉碎了复辟，虽然复辟和讨逆都只是儿戏，但这一过程为段祺瑞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那时日本认为一战是日本独霸中国的天赐良机，以为可以借此把中国一举拿下。但在操作时困难重重，这种强势的压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如果真要冒险强行开战，那么列强在结束了欧洲战事以后，很可能会马上调转头来，回到亚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渐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1916年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大隈内阁下台了。当时日本的军国大事都是一帮军界元老说了算，大隈虽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结果就被撵下台了，然后由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是一个财阀性的内阁，寺内正毅原本是朝鲜银行的总裁，他在当总裁时和西原龟三的私交甚好。寺内当了首相之后，西原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寺内的内室，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程度。
寺内为了掌控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国，希望他亲身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与有关政界人士联络，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搜集资料、提供建议。西原龟三到中国转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报。当他回去向首相复命时，觉得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寺内内阁随即采纳了西原龟三的建议，寺内首相委任西原龟三来具体操办这一事情。
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这次又伸过橄榄枝，而且开的条件很优厚，似乎也不要中国出卖什么国家权益，不像以前一说贷款就要中国放弃诸多主权。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本来段祺瑞是没什么雄心来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但这个时候有钱了，有钱就可以放手干了。当时西原借款的数额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将近有两亿四千多万，那时这是个天文数字。段祺瑞自恃财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当时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军阀以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军政府。
孙中山在讨袁护法的时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孙中山宣誓，以表示个人效忠。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实力的大佬都纷纷抗议，像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内讧使得中华革命党能力很弱。在讨袁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基本没起多大的作用，风头都让进步党，也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抢去了，这让孙中山很没办法。等到段祺瑞当政时，孙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华革命党废了，重新回来当国民党的总理事长，但事实上，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
这个护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段祺瑞其实已经恢复了民元约法。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认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已经到了，应当改选议员代表。若是按照年头来排，这届议会已经到期（其实已经过了），的确到了重选的时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第一届国会的实际任期没有到，孙中山就拿这个说事儿。这么弄就很麻烦，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协商的，但孙中山就像宋案发生时那样，直接搞武装反抗。西南军阀本来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统一中国，所以他们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参与组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然，对段祺瑞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让中国存在两个中央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按道理，段祺瑞本来是没能力去征服广东的，但这个时候有日本人的钱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南北就开始交战。这都是钱起了作用的，没钱就打不了仗。
北方进攻南方，必须经过湖南这一关。湖南是南方的门户，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宁求助，桂军一加入，双方就开始拉锯。一开仗段祺瑞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须给人钱，而这帮军阀拿了钱还不一定就出力打。当时各省督军向南方前线派出的军队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比如此前张勋的辫子军就是被安徽军阀倪嗣冲收编了，段祺瑞让倪嗣冲出兵，他就直接把张勋的部队派出去了，让江苏督军李纯出兵，李纯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杂牌军，比如张宗昌派过去了，当时北方各省各种零散部队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轮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样的嫡系就是第七师，也就是张敬尧的部队。张敬尧的部队在以前还是不错的，当年攻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都非常生猛，经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冲，但现在基本没戏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轮的战役基本是北方战败。第二轮战役就出了生力军，直隶督军曹锟把他的第三师派来了。曹锟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当时曹锟和段祺瑞走得比较近，段祺瑞为了促使曹锟出兵，就向他许愿，说第二届国会选举时，一定把曹锟选为副总统，曹锟这人特别喜欢当总统，所以他就答应了。
再来说吴佩孚。吴佩孚本来是曹锟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将领，曹锟从来没觉得吴佩孚是个人物，一直让他当副官长，一直到曹锟驻扎在湖南时才开始重用他。国庆时要举行民众大会，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要找驻军来讲话，但是曹锟哪里干得了这种事儿啊，就让吴佩孚去讲，吴佩孚讲得特好。汤芗铭想，军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却只是个马弁头，办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曹锟，想索要吴佩孚。曹锟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说明吴佩孚是个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当时第三师有两个旅，曹锟就让吴佩孚当其中一个旅的旅长，然后又逐渐升为师长。吴佩孚当时也想打，因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当时他这师里有个旅长资格比他还老，不听话，他想借打仗之机把他给撸了，后来果真就这样把那人换了。虽然吴佩孚还是忠于曹锟的，但他已经可以自行其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