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9日~21日，按照国家的规定，全国为汶川地震受难的人民举行哀悼，全国及驻外机构降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奥运火炬传递暂停，19日14时28分起三分钟全国鸣笛、人民默哀、汽车停驶，等等。这是国家首次为受难人民举行国家哀悼。过去这一礼遇只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去世时独享。正如中外媒体评价，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政治上的一大突破，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新的价值观。
谣言止于真相。知情才能理解，理解才能万众一心、共渡难关。此次大地震虽然波及面甚广，损失极为惨重，但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上基本没有多少谣言传播，民心相对稳定，社会秩序安定。没出现连超级大国美国当年新奥尔良暴风袭击期间也曾有过的抢劫商店等社会动乱现象。与“非典”暴发期间，中国民间谣言四飞，百姓惊慌恐乱的局面更是形成鲜明对比。
政府领导人的信心、资讯的公开透明，不仅大大加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良好国际声誉。中国政府的表现让其在2008年年初大雪灾和西藏事件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新加坡外长杨荣文认为中国政府地震资讯处理手法，“令人赞叹”。连习惯于对中国政府挑刺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佩服中国政府此次的突出表现，做出了一些正面的报道。这些前所未有的现象，都体现了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进步，有利于中国政府树立国际形象。
汶川抗震救灾中，政府的主导地位、信息的沟通交流、广泛的社会动员，构成了应急管理机制的核心，发挥了整体应急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对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迅速有效的反应和充满人文情怀的应对措施，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强有力的政府形象，标志着我们国家在突发事件管理的机制和体制建设方面，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
非营利组织的原有发育与大地震所激发的道义力量相结合，导致了社会力的爆发式增长，从而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重大突破。在这次大灾难中，政府、社会的积极互动使得很多人都对国家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这种巨大合力能够决定性地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因而它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诚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国家和社会共享着同样的基础结构，一个国家的力量最终取决于其国土之内社会集体的力量。而思考如何把这种力量更充分地组织起来，在制度空间之内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开放给它，使它在对公共生活的塑造中得到提升、整合、壮大和释放，并始终与增进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一终极价值相关联。
在中国．民众对政府存在一种高度的惯性依赖心理，当灾难突降，这种依赖心理更是无以复加。说民众过于依赖政府，在灾难或各种突发事件面前惰性地等待政府，其实从根源上讲，并非民众自己的责任。因为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源自政府的作为，源自政府一步步让民众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性。原因有两个：其一，除了政府，民众别无求助对象，尽管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有些不信任；其二，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严重不足，他们在平日也没有机会训练这种能力，因为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组织限制颇严。所以当灾难来临时，民众只有把眼睛盯着政府。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重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从个人私生活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结果导致国家的权力萎缩，个人从国家的权力网络和意识形态中挣脱，成了相对自由的存在，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社会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气，不断地推动进步。不过，政府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在国家权力退缩之后，社会相应的力量却没有适时地填补上去。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自组织始终持一种不信任态度乃至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社会自组织大量涌现，会导致社会失序，会对既有的权力结构构成巨大挑战，教唆甚至主动对抗政府权力，与党和国家形成严重对立。于是政府出台了大量法规，对社会自组织严加约束。
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使得我国非营利组织还不够壮大，因此，危机管理中的社会自我动员能力仍然十分薄弱，非营利组织在危机管理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从而也就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这就需要在政府指导下，积极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管理危机的治理结构。
政府应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间寻求平衡，应改变对社会自组织的过度警惕心理。特别对救灾当中出现的一些公益性组织，政府更应适当放松政策并加以扶植，让他们充分发挥机动灵活、反应快速、贴近人心的优势，成为政府今后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
在此次救灾当中涌现的自愿者组织表现非常亮眼。地震之后，他们及时白发组织赶赴灾区，捐款、捐物、救援、救助、心理疏导，做了大量工作，对积极的政府行为形成了有益补充。由南至北自发起来赈灾的民间力量令人鼓舞，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这应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三）地震引发和诠释了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
所谓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自我认识。公民意识的内核，是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博爱意识。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公民在慈善捐助、志愿服务、义务献血等义举中表现出来的空前热情和踊跃行动，充分展示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真善美，中国人的无私无畏、忘我奉献精神以及内在于人们情感中的纯朴、宽容、大度、感恩等等。
汶川大地震虽然让几万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也使得几百万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但是，从震后废墟中显露出的人性的温情和美丽，从迅速展开的全民大救援来看，一个我们呼唤已久的、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蓬勃发展极为可贵的非营利组织却也在这次地震中得以成长。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此次地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首先，从政府来看，在如此重大的突发灾难面前，中国政府不仅反应迅速，而且灾害之后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保障民众知情权、尊重生命、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形象。像地震这样的重大突发灾难，公民首先需要的是对灾害的知情权。地震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通报灾情，告之真相，并开放中外媒体到震区采访，央视多个频道24小时连续直播，等等，满足了民众对灾情信息的及时需求。灾难发生后，十几万大军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以和时间赛跑的速度从废墟下抢救人员，即使在72小时黄金救援期过去后，仍把救人作为首要任务，开放多支国外搜救队伍人川救援，这些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灾区人民生命的尊重。
其次，本次地震也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公民的成长。合格的企业公民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包括国企、民企、外企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利润厚薄，都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各项捐赠的慈善活动。一些企业不单捐钱捐物，还成立基金，将这种慈善延续下去。还有一些企业家组成民间志愿队，直接参与抢险救灾。掌握着雄厚财力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营利组织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这次抗震救灾中企业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断增强，充分说明在中国，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和企业家团体正在形成。
比起政府和企业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广大民众和民间组织的表现。民间的捐款捐物自不必说，成都街头市民的争相献血，奥运火炬传递时的集体默哀，网络和手机短信中充满关爱的无数留言，明星歌手的筹款募捐，等等。特别是在灾难发生后，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各个灾区，他们在废墟中寻找生命，将民众捐献的衣物在第一时间分发给灾民，将食物和饮用水送到灾民手里，扮演了协助灾民改善灾后生活的重要角色。可以说，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这次对汶川救灾的积极参与，真正实践了公民的责任精神。而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力量在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正是非营利组织崛起的重要标志。
如今，大规模的抗震救灾即将过去，之后是一个漫长的重建家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需要政府与市场、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发挥每一个人的公民责任。我们有理由认为，经过这次灾难的严峻考验，伴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成长进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更易的。
（四）充分发挥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与过去30年的赈灾相比，不仅这次社会对汶川特大震灾的关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远超以往，而且社会捐赠的数量和速度也前所未有。随着灾情的深入披露，募集的资金每天数以亿计、数以十亿计地增长，许多普通人反复多次多渠道地做出捐助。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以往的中国式赈灾往往表现为通过政府基层组织捐款捐物，而从2008年年初的雪灾开始，人们逐渐不愿意在家中等待、通过电视和报纸旁观，而更多地开始在现场投入直接的行动，以这种方式与受灾者共同分担。在雪灾中，我们先后看到自发的同城互助、在亲友团体中组织施工队伍跨省救援，以及通过网络组织运输团队跨地运送物资和慰问人员，等等。在“5. 12”赈灾中，虽然捐款仍是最普遍、最便捷、最重要的方式，但希望亲临现场、采取行动的意愿体现得更为强烈和明显。在灾区的医院、临时聚居区、通往灾区的运输线路乃至救援的一线，志愿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各大网站的首页，灾区缺乏的物资清单赫然醒目，人们或购买捐赠或不远万里携带物资赶赴灾区。同样可视为直接行动的还有捐血、认领孤儿、通过媒体提供救助知识，等等。
在地震震撼了国土之后，社会公众的表现同样令人震撼。钱和物归根到底是一种中介，它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能够解决问题，但毕竟抽空了人际的直接纽带，而在直接行动中所展现、增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任何钱、物难以企及和无法替代的。与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功利、算计的看法相反，灾害如同一种无声的动员，让公众中间久已蕴藏的参与一种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巨大热情充分释放和表达出来。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
无疑，军队和政府承担着绝大部分的任务，是抗震救灾的主导力量。不过也要看到，随着灾害进程的演变，抗震减灾的目标愈发细化和具体化，灾后重建不只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有心理创伤等长效的艰巨任务，而在这些领域，志愿者、NCO、企业乃至一般民众都可以自发承担细致的使命，填补并充实救灾工作的琐碎环节。事实表明，无论公民个人还是已经活跃的环保、助学等民间团体组织，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为灾民做事，完全可以和政府达成良好协作，与国家力量一道抚慰震撼。
相较于抗震救人，灾后重建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它要在1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恢复基本的社会面貌和治理秩序，要让500万人口重新回归家庭生活，为他们整理出对故乡、城镇、社区、工作等诸多头绪的方向感。重建涉及人和社会“再造”的所有方面，社区重建将持续时间起码长达数年甚至超过十年。毫无例外，国家在重建中具有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然而考虑到灾区重建的复杂性，完全可以将各类民间团体吸纳进来，发挥公民与社会团体在公共服务、专业技术等领域的优势，促进震区“新生”，也是培植非营利组织健康成长的良好机会。
无数的公民和公民团体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活跃的毛细血管，借助他们的力量，重建工作能够倾听到最大多数灾民的意见诉求，促使重建的决策更民主、更有效，从而提高重建的效率和它的透明度、责任心。尤其是在震区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发育健全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提供具体细微的社区服务，弥补公共部门职能受到削弱后的空间。毋庸置疑，政府在此前救人救灾的阶段已肯定了民间力量的上述功能，还应当及时总结经验，为在重建中容纳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提供机制保障，这也是“多难兴邦”应有的涵义。
（五）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切实成为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志愿服务和公益捐款深入人心
汶川特大地震巨大破坏力量使得整个中国为之颤抖、全球华人为之震动，带来了国人精神世界领域里的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实质就在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终于切实地成为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面对灾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抗灾，从政府迅速到达现场，到企业民众争先慷慨解囊；从数万志愿者爱心行动，再到数百家社会组织空前协调。在这场天灾面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伟力也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短短几天，已经上百个社会组织到达灾区前线，活跃在各个灾区，寻找生命，分发救灾物资，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此次民间捐助创下历史之先河，到2008年6月25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538. 95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34. 01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191. 46亿元。在本次抗震救灾活动中，中国公民的自我管理和组织能力，也得以体现。在前方，众多的志愿者、社会组织，虽然队伍庞大，人员众多，但活动秩序井然；在后方，各种募捐活动、悼念活动、志愿者召集活动，也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