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判断一件古董真伪的标准，简单说，附着于古董上的要素越多越容易鉴别，你知道的“点”，一二三四都具备，就能很快作出判断；辨别难度大的都是要素少的，比如我有一只瓷碗，既没款，也没纹饰，就很难考证。其实在我看来，当你熟悉了以后，识别古董就如同识别熟人一样，人一进屋，一瞬间他的所有要素一览无余，即使这个人出门摔了跤，鼻青脸肿用纱布包着进来你也会说：“哟，你怎么这样儿啦？”（笑）如让电脑识别此人就可能被拒之门外。这是人的大脑的一种高级思维活动，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当然前提是你必须对你的研究对象烂熟于心。
老杜：谈到收藏，我们常常痛惜地想起那些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充斥于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据说您曾想买回一对瓦德西收藏的青花大瓶未能成功。您认为散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对传播华夏文化有何意义？
马未都：当然有意义。我一直这么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代表的都是灿烂的华夏文明。流失出去的文物有西方列强掠夺走的，也有合法买走的。我们只能尽自己所能，遇到合适的东西，能买的就买回来。我并不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你把文物留在中国是中国的文化，是爱国行为；在国外也不见得不是爱国行为。因为大部分外国人是通过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了解中国的。
)第三节 阎崇年：凡人怎样成为圣贤
有这样一帧照片给人印象深刻：画面上，阎崇年从容淡定稳坐太师椅上，易中天、王立群分立两旁，央视《百家讲坛》的这三兄弟，关系看来非同一般。
中国人历来讲究礼仪，阎崇年之所以享受特殊礼遇，盖因他是一位资深长者，除此之外，恐怕还与他五年前在央视《百家讲坛》面临末位淘汰之时，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扭转颓势，收视率一路飙升，受到观众热捧有关。用易中天的话说，阎崇年是《百家讲坛》推出的“当头炮”，刘心武是“拐腿马”，他自己则是“过河卒”。
2008年7月，阎崇年携新书《康熙大帝》来津签售时，接受了老杜的独家专访。
《康熙大帝》《百家讲坛》逼出的新书
老杜：阎先生，我很喜欢听您主讲的清史，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先谈谈您的新书《康熙大帝》吧，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今天我们回顾和总结康熙时代的历史有何现实意义，我们可从中借鉴和反思哪些东西？
阎崇年：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这本《康熙大帝》，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学历史五十年，重点研究清史，清史内容十分庞杂，从哪儿开始呢？我选择了从历史人物开始，就是康熙。研究康熙，我主要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康熙起居注》，另一本是《康熙实录》。看完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历史研究》杂志非常重视，已准备全文刊发，但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治风云突变而搁浅。“文革”后，一家出版社约我写《康熙传》，还送我一套影印本的《康熙朱批奏折》，厚厚的八大本，现在还摆在我书架上，只是书没给人家写出来（笑）。这部《康熙大帝》的出版其实很偶然，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完《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后，他们又让我讲康熙，盛情难却，我只好放下手头其他研究课题，又开讲了《康熙大帝》，并据此整理出这本新书。所以说，这本书也是被逼出来的（笑）。
老杜：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思考，您现在对康熙的认识和理解是否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阎崇年：那当然。第一个变化，过去我们看中国历史，是从中国自己的角度，视野比较狭窄；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史学界交流频繁，开始从中西文化比较学的角度，站在世界和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康熙。原来只从纵向看，现在也从横向看，纵横交错，在这个坐标上为康熙定位，这是一个大变化。第二个变化，我们原来只是把康熙作为一个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来研究，从他的文韬武略中找寻可资借鉴的东西；现在则从一个人，从他六十九年的人生历程来获得思想启迪。对普通人来说，“望子成龙”成不了“龙”，“龙”不是“望”出来的（笑），只能说成才。康熙是既成“龙”，也成才。我研究他五十年了，认识也是不断升华的：三十岁体会不了五十岁，五十岁体会不了七十岁，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回过头来再看他时，就比较成熟准确了。与学术研究和大学讲课不同，在《百家讲坛》面对普通观众时，必须找准观众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使我们录制的节目和写出的书能为他们喜闻乐见。所以我在讲康熙时，重点分析了康熙幼时的“八个不幸”，也正是这些“不幸”，培养了他独立生活的能力，磨炼了他的性格和意志，为他以后君临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曾有记者问我：您如何教育子女？我说就俩字：不管。她笑了，问为什么？我说现在家长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是管得太多，影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立能力。康熙的成才经验告诉我们：教育孩子既要给他们温暖和爱，又要让他们在困难和挫折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凡人怎样成为“圣贤”
老杜：您从一个人如何成才的角度，解读少年时代的康熙，在今天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您认为康熙能从一个幼时不幸的孩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主要是凭借哪些因素呢？
阎崇年：圣贤之人本来也是凡人，比如孔子和朱熹。为什么一般人成不了圣人、贤人，主要决定因素是两个字：一个“志”，一个“学”。立志，立大志，为了志而克服困难，不懈努力。历史上有的皇帝，一生吃喝玩乐，庸碌无为，而康熙则不同，他从小立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为达目的就勤奋学习。他有大过人的思想。当时有思想的人多了，儒生、博士、翰林，但他的思想比别人深刻，有大国之君的远见卓识。经史子集他会，满文他会，拉丁文他会，自然科学他也会。除了中国的九章算术，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化学、生物、医药，甚至地图学和测量学，他都有所涉猎。他对西方科学文化不但不拒，还主动学习吸纳并在有些领域达到了专家水准。他每日凌晨四时起床，先学习一个时辰。历代皇上没有这样的。多数喜欢睡懒觉，该上朝了还不起，太监不敢叫，太后叫：起来，上朝了，赶紧梳洗一下，坐到龙椅上（笑）！康熙不仅天天坚持晨读，其他时间也是如此。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有八个字可以概括他的学习精神：“寒暑无间（同闲），手不释卷。”一个胸怀大志又肯于学习的人，一个不断吸收中西文化成果，用于治理国家的皇帝，能不成为一代明君圣主吗？为何称康熙为“千古一帝”
老杜：您说过，中国两千年的皇朝史，堪称“大帝”者只有两人：唐太宗和康熙帝，根据是什么？
阎崇年：我既讲康熙，就必须给他定个位。我用了四个字“千古一帝”。这是我经过多年反复研究，并作好了应对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挑战的准备后，才敢说出来的（笑）。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前一千年出了唐太宗，后一千年从北宋起历经八个朝代九十个皇帝，只有康熙堪称“千古一帝”。原因有二：其一，北宋、南宋、辽、西夏、金，都是半壁江山，宋太祖赵匡胤，未能实现国家统一，成不了“大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是马背上的英雄，未能入主中原；忽必烈雄才大略而文质不足；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但杀人如麻，非一代贤君……这样数下来，也只有“康乾盛世”的康熙文治武功兼而备之了。其二，在位四十年以上的皇帝，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虽有武功，但后期社会动荡；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但发生了安史之乱，杨贵妃赐死马嵬坡，唐由盛而衰；明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笃信道教，皇宫终日香烟缭绕，又虐待宫女，险被杨金英勒死。还有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乾隆在位六十一年，均不及康熙历史功绩大。如果再横向比较，与康熙同时期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都是有作为的君主，但当时的俄法都不及“中央之国”庞大和强盛，所以我说，康熙是中国的“千古一帝”，也是世界的“千古名帝”。
艺术允许想象，历史不能“戏说”
老杜：从清史想到近些年风靡荧屏的“戏说”剧，多是以清史为背景敷衍而成的，如《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您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吗？您认为它们会对人们了解历史产生误导作用吗？
阎崇年：关于戏说电视剧，中外学者有三种态度：一、猛烈批评；二、赞成，认为可普及历史知识；三、有肯定，也有批评。我是第三种态度。戏说剧的功绩第一是丰富了当时还很贫乏的文化生活；第二是普及了相关历史知识；第三是丰富和拓宽了文艺作品的题材和样式。戏说剧的最大问题是，把“正说”和“戏说”混淆了，产生了某些误导作用。我接触的许多人，从八岁的小孩子到九十岁的老者，不同性别、年龄、文化层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了解真实的历史，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恰在这时，央视《百家讲坛》应运而生，“正说”历史，起到了普及和传承历史知识的作用，满足了观众对国学的渴求。历史一定要严谨，尽量避免出错，否则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容易误人子弟。文学艺术则可合理想象、创造。但有一条，大的历史框架特别是重要历史事实不能错，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就属于大的史实。实际上康熙到民间考察，六下江南，乘船接触百姓，是公务，不是“私访”，更没有“微服”（笑），这一点他的“起居注”上都有详细记载。不知你看过俄罗斯影片《彼得大帝》和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没有？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拍得好，基本是忠于史实的。我甚至觉得，真实的历史有时比艺术家的想象和虚构更生动更丰富。我们的艺术家应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素养，像台湾的高阳，香港的金庸，都出自书香门第，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写书做学问，这一点很重要。
我的态度：欢迎批评，笑待谩骂
老杜：您对清史的研究和讲解，受到观众的追捧，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满清统治者和处于绝对优势的汉人的民族矛盾问题，以及努尔哈赤和康熙算不算“伟大君主”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论和批评？
阎崇年：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部分时间是汉人当家，少数民族当家的很少，建立统一政权的只有蒙古（元）和满（清）。不管谁当家，关键看谁的家当得好，国家治理得好，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兴旺有好处。比如康熙，不说他是满族王，而是“天下共主”，他从小接受的也是汉文化的教育。我欢迎正常的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我讲的哪些史实错了哪些观点错了，都可写成学术文章发表。我不上网，让别人帮我查了一下，可惜迄今没有见到一篇批评我的学术文章。我认为批评和谩骂是两回事，我的态度是：欢迎批评，笑待谩骂（笑）。
不辜负大众的爱护褒扬
老杜：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而又寂寞的事业，但自从您走上《百家讲坛》后，就变成一个大众瞩目的学术明星，还拥有众多的“年糕”，对此，您遇到过哪些问题和困扰，喜多还是忧多？
阎崇年：体育有星，电影有星，唱歌有星，学术当然也可有星。有些新发现的小行星，以学者的名字命名，不也是“星”吗（笑）？称学者为星是大众的一种爱护和褒扬，是一件好事。对学者本人来说，应更加善待他们，珍惜对方的那种情义。现在找我的人很多，家里电话也多，有问我是不是满族人的，让我帮忙查家谱的，核对生僻汉字的，还有请我鉴定文物的等等，我都要求自己或家人要态度谦和，耐心接待。家人看我太累，总想给我找个地方躲一躲，但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有些是通过省部级领导，还有人为了给孩子减刑，而来请我讲课，你说怎么推辞得了呢？
)第四节 孙立群：不把自己当成“角儿”
央视《百家讲坛》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明星”，更仿佛形成了一个“气场”。都说文人相轻，而上过这个讲坛的专家学者，却相互提携，惺惺相惜。以易中天为例，他在《百家讲坛》名气最大，却撰联赞誉于丹、王立群和孙立群——“春秋睿哲一丹桂，秦汉风云两立群”；还在百忙中拨冗参加学术后生蒙曼的新书签售活动，为之助威捧场。
2007年以来，易中天、于丹、蒙曼等应邀做客“今晚大讲坛”时，都有一位胖乎乎的热情平易做人低调的学者陪伴左右，尽地主之谊，他便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006年春初孙立群登央视《百家讲坛》，先后主讲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李斯和春秋时期越国谋士范蠡。其中有关吕不韦是秦始皇生身父亲的论点曾引起广泛争议。2008年6月，趁央视《百家讲坛》重播孙立群主讲“范蠡传奇”之机，老杜独家采访了孙先生。
结缘历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老杜：孙先生，看到您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范蠡的传奇故事，颇受教益。您是何时又为何对中国历史发生兴趣的？
孙立群：我在南开大学读书和从事历史教学，不经意间已三十七年了。我想，兴趣可能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天津长大，最初接触历史是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鼓曲。当时，我最爱从广播中收听艳桂荣的《杨门女将》，每天到点就听，像中了魔一样。后来才有意识地接触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上大学时才正式接触中国历史，后来就变成自己的专业，可以说正中下怀。到现在这个岁数也干不了别的了（笑），所以历史是我终身的兴趣和职业。
老杜：在您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最迷恋中国的哪段历史，为什么？
孙立群：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这不是“大一统”的时代，王朝更替频繁，矛盾错综复杂，而历史的魅力也因此更大，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借鉴也更多。我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兴趣是它的独特文化现象——魏晋风度、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张扬的个性，放任不羁的生活态度，对隋唐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一个例子：西晋的仕人张翰到洛阳赴任，一下车，见秋风乍起，似有乱象，不禁想起田园的恬淡优裕，竟官也不做，打道回府了（笑）！魏晋的知识分子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之中，往往仕途坎坷，便纷纷远离政治，寻找理想中的“桃花源”去了，于是诞生了陶渊明、谢灵运、阮籍、嵇康……潇洒，随意，放浪形骸，我称之为“带泪的笑”，表面的风流倜傥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意和苦楚。
老杜：在您的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有哪些独创性见解和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