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03年第二部小说《菊花醉》杀青之日起，《大黄吟》的写作，就列入了创作日程，开始了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构思。不料，由于受朋友之邀，赴深圳搞了一段日子的话剧活动，小说的写作便中断了。
2004年2月，随着第一部小说《金羊毛》电视剧改编权的转让，工作的重心由此转到了影视方面，《大黄吟》的大纲，在北京初步完成之后，一放，就整整三年。尽管在准备大纲阶段，就有影视公司的朋友看好这部小说，要求小说一出来就购买影视版权，可是，由于前两部小说都进入了影视剧的操作阶段，我承担了繁重的剧本改编任务，虽然很想把她写出来，终因分身无术，不得不搁置。
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真的很灵验。我们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洋买办”三部曲，的确很幸运，每一部出版后，都很快被影视机构看中，并买断了改编权。这对于小说家来说，应该算是不错的待遇。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于文学的评价，也有新的内容了。改革开放之前，文学几乎是民众唯一的精神消遣物，是一个抵近终端的文化产品。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影视剧开始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小麦，作为原材料，有了下游产品，成为了影视的面包。网络时代，许多文学界的人惊呼：文学已经被边缘化。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正常状态呢？一个社会，倘若人们只能从某一种精神文化产品中消闲解闷，除困去乏，那才是非常可怕的。
如前所说，在文学边缘化的今日，一个作家所创作的产品，能否真正为读者所喜爱，自掏腰包，买你的书读一读，真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而一部耗费了作者心血的作品，倘若能经过影视的改编，以另一种样式呈现给社会，从而跨越文字的羁绊，走向更广阔的大众层面，无疑，是作者应该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代表谁在发言，更不是要否定某些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可是，标本就是标本，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太多。所以，大部分的文学作品，还是具备了消费快餐的性能。这一点，与影视作品的特性不谋而合。鱼翅燕窝固然可爱，兰州拉面、西安泡馍、宁夏小揪面、新疆拉条子、天津小笼包、上海阳春面、河南糊辣汤、重庆麻辣烫、四川酸辣粉麻婆豆腐川川包，谁又能一日离弃呢？
老子还说：祸兮福所伏。这话更灵验。从《金羊毛》到《菊花醉》，每一部电视剧的改编拍摄，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和错综复杂的历程，其间的故事，足足又是一部长篇小说。许多小说家都怕“触电”，原来我们没有感受，经过了这几年的折腾，我们身心俱疲，欲哭无泪。尤其是《金羊毛》，曾经数次被列入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影视拍摄规划，而且，石嘴山市还先后投入了数百万元建造了影视城，因此，无论是题材还是人物、故事，以及政府的支持配合，在当年的影视剧市场，都算是独树一帜，开创先河的。若是顺利投拍，其产生的影响力最少不会低于后来的《乔家大院》《闯关东》《走西口》等同类题材的大戏。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品尝到了什么叫“黄花菜放凉了”的感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影视剧市场的良机，转瞬即逝，后悔药是没有地方买的。对于这一点，投资方也无奈地认可。俗话说，祸不单行，《菊花醉》的命运同样如此，第一次版权转让三年，没有拍成。第二次又卖掉，至今已快三年，其中仅剧本改编，从2007年冬天到目前，据说仍未完全成功。
如果是从小说本身出发，我们应当欢呼雀跃，因为尽管影视作品的改编之路如此艰难，可我们的小说却卖得“很火”，《大黄吟》同样如此，从2004年写大纲到今日杀青付梓，已经有五家影视机构在跟踪电视剧改编权的转让事宜。
二
2007年10月，我们去酒泉（肃州）搜集资料，为将要动笔写作做最后的准备。
提起酒泉，今天的人们更多的是与航天联系起来。那么，在一百年之前的酒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去新疆的路上，火车要在酒泉站停顿，可是，除了车站周围一些房屋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为了行动方便，我们自己驾车前往，好友马全顺还亲自做了司机。凌晨时分，我们从中宁县城出发（提前一天从银川到达），沿中营高速公路，到了中卫沙坡头，就不通了。下高速，穿过沙坡头，经甘塘、景泰直奔武威。这是一条穿越腾格里沙漠的312国道，两边是无尽的沙碛，几乎看不到一丝绿色。10月的阳光，仍然很烫，车窗打开，一股干热的风吹进来，不太舒服。
在武威南数十公里，上了兰新高速，听说已经通到了敦煌。路两边的景色大变，一派田园风光，我们已经踏上了著名的河西走廊。这条千里长廊，西靠祁连山山脉，东接大漠翰海，狭长的走廊通道，便是连接汉唐以来与西域各国的“丝绸之道”。
奔驰在高速路上，我的思绪回到了两千年前，那是一条黄土筑成的牛马车道，在这条道上奔走的，除了商旅，更多的是士兵。骄悍的匈奴曾长期占据着这片富饶的土地和草原，汉武帝派遣大将卫青、霍去病等人，与匈奴连年鏖战，这条长廊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将士的鲜血；每一寸土地，都吟唱着征人的诗词歌赋。
试看几首：
走马西来欲到天，
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万里绝人烟。
银山碛口风似箭，
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
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
安能终日守笔砚。
这是一条热血的长廊，这是一条奉献的长廊。
黄昏时分，我们的车已经驶进了酒泉。九百多公里，一日竟然赶到，千百年来人们所渴盼的“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愿望，终于实现。倘若霍去病再生，该作何感想呢？
一连问了几家宾馆，都不合适，不是没有热水，就是价格太高，拐弯抹角，在鼓楼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打探到一家宾馆，住下了。这里地处老城中心，出门走几十米，就是小吃一条街，再拐弯，到了鼓楼。
鼓楼是酒泉的标志，与银川的鼓楼一样，都充满了沧桑感。我们吃了晚餐，在鼓楼附近转悠了一圈，竟意外地发现了酒泉市文联的牌子，与一溜小商店的招牌比肩而立，更能说明当今文学在生活中的实际状况。因为这里是我们预定要联系的目标之一，为了明天的工作，便回宾馆早早地歇息了。
翌日，起来漱洗了，吃了早点，便赶往文联。
从一个窄窄的楼梯上去，便看见楼道里挂了一些文联各部门的招牌。找到主席的办公室，敲门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士正在准备朝外走。我们拿出了文联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马上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男士姓付，名有祥，是酒泉市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立即喊来了一位很有风韵的女士，介绍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本文联出的《阳关》杂志。女士姓段，芳名春华，乃《阳关》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付主席说，《阳关》杂志在全球的华人中，很有点子影响哩。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那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许多老华侨来到酒泉后，听到阳关的名字就激动得掉泪。酒泉市原来辖有著名的三关：嘉峪关、玉门关、阳关。后来，嘉峪关升格为地级市，就剩下了两关。可是，付主席说，《阳关》杂志也要改名了，叫啥《北方作家》，说是这样可以扩大知名度，产生更好的文学影响，为本地的文学人才成长提供更丰厚的土壤。
我们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关于《阳关》杂志改名，不好置啄。可从内心里的直觉来说，我们倒还是觉得用《阳关》比用《北方作家》更赋予某种意义。
付主席他们本来有事要出去，结果聊了一会儿，说不去办了，我们是远方的兄弟，来了一定要招待一下。我们表示，招不招待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能不能帮我们提供一些关于酒泉文史方面的材料，这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付主席神秘地一笑，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可饭还是要吃的。说着，吩咐段主任去安排。
稍倾，段主任打了一通电话，安排妥当，便动身赴宴。出了文联，拐个弯，就到了肃州宾馆，原来这里离我们下榻的宾馆很近。到了雅座，里面已经坐了四五位好汉，一望气色，便知是“酒精考验”的西北英豪。付主席介绍，这几人里有文联董秘书长，肃州区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周副主任诸兄。特别是周主任，付主席作了特别推介：他既是文史专家，又是作家协会副主席，刚出版了一本小说集《风起野马滩》，下午在新华书店搞发行式。我把他请来，你们要办的事情就有了眉目。
我们留意了一下周老兄，见他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俨然一副学者风范，不由得肃然起敬。
周兄开口说话，吓我们一跳：“我是周家老四。老大周树人，老二周作人，老三周建人，我是老四，叫周彩人。”
大家哄然一笑，推杯换盏，喝将起来。
三
第二天是个周末，周四哥彩人先生牺牲了休息时间，专门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落座片刻，说：“我这个座位上坐过两位作家，你是第三位。”见我诧异，接着道：“一位是贾平凹，一位是张承志。我顿然感到沟子下面发烫，四哥真是太抬举我了。”
他转身掏出钥匙，打开了一个文件柜，抱出一摞书本，还用红绸带捆扎着。我探身眊了一眼，心砰砰跳动起来，书本上面赫然印着《酒泉文史资料》，这一本本发黄的薄书，对别人来说，也许是一堆废纸，可对于我们千里迢迢的，无异于灵山取经，龙宫得宝。
我刚要开口讲话，只见周四哥又把书放了进去，我们的心立刻提了起来：莫非他又舍不得了？只听他说：“这一套不全，少了几本。”说着，他又拽出一套来，仍是高高的一摞，仍是红绸带捆扎。“兄弟，我只有这一套全本了，十五册，酒泉的文史都在这里。前些年没人关心，这几年航天城发射卫星，来找资料的记者作家多了，可我都没舍得给他们。”
我们赶紧表示：“四哥，您说个价，我们买。”
四哥笑了起来：“我送给你们了！”
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世界上真是有这样的好兄弟唦！酒泉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有她的道理的。我们连声感谢，匆匆把书装进随身带来的大包里，唯恐他一会儿又反悔。
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又打开了另一只文件柜：“这里还有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你们自己挑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他刚一关上了门，我们就跳了起来，扑到柜子里，急不可耐地翻阅，并迅速地把认为有用的一些资料装进了大包。我笑着对马全顺说：“看来，请你来是对了，这一路办事，全顺。”
为了感谢四哥的慷慨解囊，我们要请他吃饭。他也欣然受邀，而且还应我们之请，把嫂夫人招呼来了，去吃涮羊肉。为了热闹，他又为我们喊了两位文学界的朋友，一位是《阳关》杂志社的诗歌编辑孙江先生，一位是酒泉市政协的作家妥清德先生。因为解决了此行最大的难题，心情畅快，大家尽兴地聚了一回。
原来计划要在酒泉待上十天左右，没想到天助我们，当天下午去了一趟嘉峪关。登上了斯楼，感慨了两番，面对了斜阳，搜索了断肠，却连一句诗也诌不出来。夜幕已降，游人冷落，城门半掩，看城的汉子扯开了嗓门：“还有人吗？锁门啦！”急急忙忙走出关门，几盏昏黄的路灯照亮了千古边塞的斑驳关墙。驱车回到酒泉，已是夜晚十点多钟，宾馆前的小吃街竟也热闹得很，便去吃了宵夜。
天明起来，收拾了，退了房间，给付主席和段主任，以及亲爱的周四哥分别发了告别短信，就登车启程，打道回府了。
原计划回来后，把资料消化了，就着手创作，没想到，宁夏为了庆祝自治区成立50周年，本来要上马我的剧本《大会师》，结果改为新写一个剧本《鬟保局长》。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洪涛先生请我帮助搞剧本，我不好推辞，就把《大黄吟》又朝后推，这一推就推到了2008年。《鬟保局长》因为诸多原因，没有拍摄，我们下定决心，不再拖延，一定要沉下心来，把书写完。要是再不写完，我们不仅对不起那么多为这本书操心的朋友，更对不起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姚发国先生，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菊花醉》的责编，《大黄吟》在他与出版社领导的关怀下，早已列入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出版计划。而我们却两次使计划落空，再不写，真的对不起人了。
刚动笔，不料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山河呜咽，举国同悲。在积极参加捐款救灾的同时，我们也加紧了创作的步伐。但由于各种事件的干扰，始终未能连续性的写作，这也是三部曲里的一个特例。
又是一年春光尽。终于，敲完了最后一个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背负了多年的包袱，到底还是被我们的坚持与顽强，卸下了。
屈指算来，从2003年春天构思至今，已经六个春天过去了。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这一部作品，是三部曲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可却是字数最少的一部。唯一可以宽慰的是，这部作品也是我们很满意的一部，她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前两部的一些人物塑造方面的禁锢，有所创新。
再次感谢所有关心与支持我们的亲人与朋友！
2009年4月13日晚22时于银川抱朴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