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料到，欧债危机竟一度发展到以公投决定希腊在欧元区去留的地步，虽然希腊的最终选择（现在的一切状态都是不稳定的）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对欧元区及欧盟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
欧洲的整合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业（钢铁）合作开始，并先后走上“一个市场”及“一种货币”；现在，在一种货币的进程上遭遇了挫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可视之为欧盟（或“欧洲共和国”）在最终完成全面整合前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些阵痛。
欧盟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或选择，一是通过不了考验，从希腊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欧元区成员离开欧元区，最终欧元区甚至欧盟走向崩解，尽管欧元之父孟岱尔（Robert Mundell）认为不致有骨牌效应；另一种，从这次危机中，充分认知到“半吊子”整合难以成功的教训，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从“一个市场”及“一种货币”继续前行，走向“一个财政”，最终走向“一部宪章”，完成彻底的全面整合。这是欧盟今后的唯一出路，孟岱尔呼吁成立中央机构，应是类似的想法。
这里可以略谈一下国家的分合之道。理论上，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小取决于三种逻辑的相互调适与运作：经济、社会及政治。就经济逻辑言，讲究的是规模经济，规模（市场）愈大，愈有整合效益；与此相反的，就社会逻辑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社群，都有各自的独立性、分殊性。通俗地说，经济的逻辑是“求同”，社会的逻辑则是“存异”，求同是愈大愈好，存异则是愈小愈佳。但国家规模只有一个，因而在大、小之间，在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就需要一个政治逻辑来调和，这即是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如国家的框架设计。
全球有近200个国家，规模大小不一，整合与分殊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小国更多的挑战在追求经济更大规模的整合，大国更多的挑战则在于妥善调和内部社会的矛盾。由于经济规模没有止境，以全球化为极限；但全球一体化虽有WTO做为一个基本框架，但许多实质内容的一体化面临诸多阻力，如多哈回合谈判，因而区域化及各种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构成了次佳选择，欧盟即是迄今为止最佳典范之一。
参与欧盟的成员国第一步先交出了关税权（一个市场），接着陆续有17国交出了货币权（一种货币），原本以为够了，但欧债危机显示，恐怕还须再交出财政权（一个财政），甚至更须依赖一部宪法，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更合理明确的厘定。这即是摆在欧盟面前唯一的选择：前进。不前进，就只能后退。
全球化对全球每一个国家都是一门跨世纪的大考题。欧盟的前两科考过了，现在第三科碰到了难题。表面看来，过去几十年，美国与中国大陆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吸纳了全球的人才与资本，中国攫取了全球制造业的大市场，但更多的考验恐怕还在后头，部分甚至已经出现，例如美国正面临就业机会的大量流失：制造业流往了中国，服务业流向了印度。
欧盟、美国如此，中国大陆又何能例外。1979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大陆迈入全球化的第一步，但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改革却明显滞后；另一方面，在大中华的范围内，大陆与香港及澳门之间的APEC，以及两岸之间的ECFA，可视为两岸四地产业合作与市场一体化的第一步，如何往这个“一个市场”的方向迈进，甚而推展其他经济整合步骤，显然是区域内各方的重大考验。
目前看来，21世纪就只有一张考卷，“全球化”，各国的盛衰起伏，全将视答卷的成绩高下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