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第三个遭受核泄漏打击的国家。但是与之前的美国三浬岛及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两次核电危机不同，日本这次福岛核危机可能产生比前两者更复杂与更大范围的跨国“核扩散”问题。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四月四日起向太平洋排放逾万吨低浓度废液，引起了国际特别是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中国、韩国、俄罗斯对此都表达了不满与批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排放核废水，日本不能独断专行”。更令人关注的是，虽然有报导称日本政府在排放辐射水“后”通知了各国，但却在排放前三天秘密征求美国同意，并达成协议，获得美国认可将辐射水排入海中的方案。此一事实的曝光，料将引发周边国家更强烈的不满与更复杂的政治效应。
本来，纯粹就现象及技术面的角度来看，福岛核危机的发生是先有大地震，引发大海啸，再导致核电厂停电，然后产生无法冷却的问题，导致核辐射——基本上可归结为“天灾”。但其后，人们却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祸”的成分：首先，是东京电力公司在危机处理上的荒腔走板，其次，日本政府在危机处理上的荒腔走板。这两个荒腔走板，终于让原本还属可控的天灾问题不断恶化，以致其冲击面不断扩大。如今，再由于日本政府独断专行，将万吨辐射水排入太平洋，造成了另类“核扩散”的危机，这就已经不只是缺乏能力的人祸问题，更是一种更严重的缺乏道德的人祸问题了。
经济学里有所谓“外部不经济”的概念，指的是行为者为了追求自己利益却导致其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或效果，这无论在道德上及法律上都是不被认可从而应加以约制的。进入到了全球化时代，行为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企业，甚至是一国的政府，所以，对于废物或放射物的倾倒并非无法可据。被简称为《伦敦公约》的《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料污染海洋的公约》中即规定，不准从船舶、飞机或海上的人造建筑物倾倒废物污染海洋，但立法时千算万算却未算到，废弃物也可能来自于路上的设施。这个漏洞，如今被东京电力及东京当局利用了。
福岛核危机演变至今，倒是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在道德上的双重性格：个人行为的道德与集体行为的道德，其南辕北辙竟可有如是之大的反差。所以，国际社会在看待及面对此一危机时，恐怕也有必要作出客观而冷静的区别：可以对多数日本国民在面对灾难时的纪律与道德表示尊敬，但对于作为一个集体时，无论是东京电力公司或日本政府，在纪律与道德上的欠缺应给予严厉的谴责，甚至为了产生足够的约制效果，不排除推动国际修法与国际监督，及必要时，给予制裁。
（一）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周边国家政府，基于患难相助之义，对日本施以援手，对日本政府的一些有违常理常情的言行（例如要求中国自己想办法将救援物资送入灾区，及这次的倾倒辐射废水事件）不忍深责，但日本政府亲疏有别，倾倒核辐射废水一事，秘密征求美国认可同意于先（必须了解辐射水对西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影响远大于地球另一边的美国），罔顾周边国家的关切与不满于后，那么日本将遭到后者更强烈的批评与谴责将是咎由自取。
（二）中国及相关国家政府应积极联手在国际组织中提出修法（针对《伦敦公约》）与立法（针对这次日本核危机所产生的另类“核扩散”问题）建议，相关法律中并应有足以产生“以儆效尤”的民事及刑事罚则。
（三）如日本政府仍我行我素，辜负相关国家的好意，则相关国家可考虑扩大禁止从日本进口的食品及农产品的品种和产地范围，甚至必要时还可以扩大范围到制造品。
福岛核危机对日本经济及国运将造成多大影响，相当程度上，其实取决于日本本身的政治能力与政治智慧。
